11月4日上午，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北京论坛（2017）经济分论坛之“国际发展援助”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来自中国、南非、韩国等国的五位嘉宾就国际发展援助、“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演讲与讨论。
论坛前半场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民权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哈巍教授以《中国是否正用教育援助贿赂非洲资源大国？》为题首先登台演讲。哈巍教授以政府奖学金为切入点，讨论了中国对外援助是否具有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所渲染的新殖民主义行为。新殖民主义认为，中国之所以对非洲进行援助，目的就是为了使非洲成为中国的原料产地。哈巍教授指出，在过去关于中国对非援助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多为基于媒体报道所搜集得到的数据，权威性不强，且容易重复计算。哈巍教授的研究则基于官方公布的教育援助的数据，以政府奖学金资助作为切入点，同时加入石油天然气田的发现作为“外生冲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中国政府奖学金与石油天然气产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能源大发现还是石油天然气产量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对非援助并不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另外，哈巍教授指出，受援国人口以及受援国与中国的建交年限是影响中国对非援助的重要因素。
哈巍教授演讲
第二位演讲人是来自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孟大为(David Monyae)教授，他发表了“非洲与中国”的演讲。非洲是一个年轻且有很好发展潜力的地方，但同时也面临严重的发展瓶颈，例如失业问题严重、农业生产率较低、工业化程度低且严重依赖对外援助。David教授以南非为例，论述了非洲国家应如何谋求独立发展本国的工业化之路，以及中国的发展对非洲有何借鉴意义。他指出，IFM（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片面地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市场而非国家政府，因此出台了一系列错误的援助政策，导致了非洲国家发展缓慢，例如教育融资缺乏。中国的发展道路对非洲发展很有启发。虽然中国没有经历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中国对非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是与非洲国家一起抗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时候，中国对非洲抗击病疫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对发展非洲的工业化创造了很好的机遇，非洲通过“一带一路”纳入全球价值链，而不是单纯的出口资源。中非之间不是只发展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沿线国家的发展能力，使得非洲的工业化可能出现跨越式的发展，最后实现完全工业化。
孟大为(David Monyae)教授演讲
第三位发言人是韩国庆熙大学（Kyung Hee University）Dong-Myeon Shin教授。Shin教授认为，社会保障系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然而从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韩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却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劳动力市场的波动。经过多届政府的改革，韩国目前经济发展缓慢，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发生率上升，社保体系也面临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问题严重（正式与非正式员工）、社会不公平性不断增加、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等挑战。他认为，社保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不能只解决有正规就业的人，还应该关注非正规就业人群，应建立一种动态的社会保障体系管理制度，以加强生产体制和福利体制的协调性、互补性。
Dong-Myeon Shin教授演讲
论坛下半场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庆杰教授主持。
日本上智大学John West教授发表题为《国际发展援助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演讲。West教授指出，在过去的国际发展援助系统中，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建立，给国际发展援助系统带来了积极的挑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增强中国与邻近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了亚欧和亚非国家的联系，对整个贸易都具有推动作用。而AIIB的建立则有助于弥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缺口。但依然有很多国家、机构表达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忧及批评。比如在东非、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中，依然大量使用中国工人及中国材料，批评者认为当地经济并不能够从中获益。另外，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多边协议，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双边协议，他们批评中国作为主导的一方企图主导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West教授还指出，事实上传统的援助国在国际援助中也常受到批评，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需要有自我批判的精神。中国擅长边学边做，相信中国之后会做的更好。
John West教授演讲
第五位发言人是来自克罗地亚普拉的尤拉伊·多布林大学（Juraj Dobrila University of Pula,Croatia）的Milford Bateman教授，他的的发言题目是“本地金融与本地企业的最佳实践”。Bateman教授指出，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是同步发生的，经济增长也并一定能够促金融部门的发展。事实上，传统金融机构受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限制很难对地方经济发挥作用，因此国际发展团体发现应该与地方企业更近，推动自下而上的发展，他们应该关注长期投资的效益，支持那些有创新性、高科技的“对”的企业，提升地方发展能力。中国在此方面有很好的实践，例如摩托罗拉公司进入中国时，中国政府基于该企业财政、税收等多方面的优惠措施，但要求企业要雇佣、培训本地员工，对地方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Milford Bateman教授演讲
最后，与会嘉宾就国际发展援助变革、“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中国发展经验及对非洲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