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3日下午，北京论坛经济分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四季厅隆重开幕。本次分论坛以“变化格局中的经济发展新动力”为主题。在未来的两天中，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30余位学者将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格局发展进程中的政治与经济、贫困与援助、贸易与治理以及医疗与健康等发展问题。与会专家将围绕“新政治经济学”、“国际发展援助”、“‘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健康中国2030：国际视角下的医疗政策与改革”四个分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第一个分会场“新政治经济学”的上半场讨论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秦雪征教授主持。
秦雪征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首先致欢迎辞，她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致以诚挚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孙祁祥教授认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新理念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运用新理念指导经济改革，值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本次论坛为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论坛将成为促进讨论、激发学者研究思路、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丰富且有成效的平台。
孙祁祥院长致欢迎辞
Alessandro Lizzeri教授《关于债务和权利立法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了暂时性实力强大的集团使用政府债务和权利立法保护两个工具分配资源的过程，即债务以跨期的方式转移资源，权利保护以直接分配未来资源为目标。通过将债务和权利纳入政治经济模型，本研究提出了四种观点：第一，债务和权利是策略性可替代的，一方受制时另一方将会增加；第二，如果对部分群体的权利保护未受到制约时，放松对债务的约束有可能提高社会福利，因为若此时控制政府债务，有可能使利益分配超少数人更加倾斜，而公共品供给会下降；第三，债务和权利保护对政治不稳定的反映是反向的，政治不稳定有可能会使权利保护的行为内生化，进而使政府的债务被削减。最后，整个社会对公共政策偏好的分化将导致债务和权利保护同时加剧。
Alessandro Lizzeri教授发言
Branislav L. Slantchev教授做了题为《没有行政就没有税收：财政国家产生过程中的财富评估》的报告，他通过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税收的高增长没有与暴力抵制现象同时出现的原因。统治者可以在缺乏胁迫能力和公共品供给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对财富情况的判断来制定税收制度，适度的调整税收避免穷人的暴力抵制倾向及减弱富人的棘轮效应。因此，国家实力的增长可以是其直接行政能力改善的结果而非中央集权，暴力垄断或者公共品供给。
Branislav L. Slantchev教授发言
Daniel S. Treisman教授《国际贸易与政治认同：来自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全球性证据》基于10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过去十年来，贸易对政治认同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增加了现任政府及其高技能个体间的领袖的认可，而这类产品的进口增长则具有相反效果。这一研究结果能够对于贸易的政治后果这一领域的探讨有所帮助，能够从贸易结构的角度解释政治支持的差异，即为什么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多的贸易被认为是最近民粹主义者对现任精英的攻击，而另一些国家对现任精英者的支持保持稳定。
Daniel S. Treisman教授发言
下半场讨论由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刘明兴教授主持。
刘明兴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鹏飞教授做了题为《古代封建王朝稳定性的动态建模分析》的发言。他指出，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需委托副手处理部分外部冲击，从而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他需要一个能力强的副手去帮他处理部分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副手会利用处理外部冲击的机会来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源，进而对统治者的地位构成威胁。构建一个无限期的“委托代理模型”来分析封建王朝中的统治者和副手之间复杂、微妙的博弈。和经济学中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不同，该模型没有假设存在着永远的委托人，且模型中委托人（统治者）和代理人（副手）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依赖于不同类型外生冲击发生的概率以及外生冲击强度的变化，模型内生地实现四个结果，分别是统治者与副手继续合作、撤换副手、统治者让位、权利冲突和王朝垮台，并通过数值模拟的办法，将模型的分析结果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来。
张鹏飞教授发言
来自康奈尔大学的Marco Battaglini教授做了《理解公共债务：对政治经济理论的需要》的发言，提出以公共债务的政治经济理论来解释金融危机以来公共债务的增长，并分别介绍了该理论的要点、对增长的影响及政策经验。Marco Battaglini教授指出，在Barro(1979)的公共债务理论中，政府采用预算盈余和赤字作为实现税收平滑的缓冲手段。在对政府债券持有规模上缺乏特别限制的情况下，政府将逐渐增加其持有的债券，用利息收入为政府支出融资。为了在动态环境下构建政治系统以管理公共债务Marco Battaglini教授提出构建具有立法协商和不完美平滑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探讨了该模型的两个作用。一是通过将税收平滑和政治扭曲相结合，该模型为预测债务动态变化提供分析框架；二是该模型为公共支出的质量评价提供了新的角度，被称为“收缩政府效应”。最后，Marco Battaglini教授探讨了将预算平衡的法律约束作为控制公共债务增长的重要手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Marco Battaglini教授发言
演讲之后的讨论环节中，学者们就外部冲击与内部革命对政权的影响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刘民权教授提出，欧洲和中国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内部起义或革命导致政权崩溃的事件。Slantchev教授认为，由于外部冲击现象更为普遍，现有模型尚未对内部冲击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Mulford J.B. Bateman与Battaglini教授就政治家在减债问题上存在的非理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