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首届欧洲论坛在牛津大学哈里斯讲堂举行。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邓翔教授发表题为“中国的区域政策：变迁与挑战”的主题演讲，深刻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区域政策经历的变化与面临的挑战。
邓翔教授的演讲分为四个部分：他首先从中国地理分区的大背景进行引入，接着分析了近几十年以来区域发展政策的主要变化，然后对于区域发展政策的表现进行评估，最后提出我国目前正面临的地区发展方面的挑战。
首先，邓翔教授从地理、人口、民族、文化等四个角度简要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随后，邓翔教授重点分析了中国的奇迹增长和地区发展之间的关系。邓教授引用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观点，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奇迹增长是“文艺复兴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他用三个“好”来总结中国这举世瞩目的成就，即“好政策”、“好战略”、“好运气”。其中，“好政策”指制度变迁，这是中国奇迹的根基之所在。“好战略”指渐进式发展的道路。“好运气”则指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巧有利于中国崛起。之后，邓翔教授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分析了地区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8年，这是毛主席的时期，我们遵循的是苏联模式，强制地区间平衡发展。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2000年，此时允许地区间不平衡的发展，这一时期又可再细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到1995年为第一阶段，此时在东部沿海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更侧重于工业发展、土地改革、价格体系和对外开放；1995年到2000年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进一步拓展到内地，与此同时，资本、劳动力、人才进一步向东部地区流动聚集，自90年代之后，地区间的差异逐渐拉开，并且越来越大。第三时期是2000年到2019年，这二十年又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到2012年为第一阶段，此时主打的三大地区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12年到2019年是新常态阶段，实行“4+3战略”，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地区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时期调整了地区政策的方针，逐渐减少了针对地理区划的地区政策，更强调跨地区的战略合作。
紧接着，邓翔教授以西部大开发为例，分析地区政策的经济表现。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有很多政策优惠和政府扶持，比如企业减税、财政转移支付、国家主导投资、金融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地区内互助帮扶政策等等。此外，国家在西部地区还兴建了几个大型工程，包括修筑贯通东西的铁路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等。自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期，2000-2010年年均增长13.58%，超过了中部和东北地区。2006年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超过东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名义GDP占全国的比重呈现逐步稳步回升趋势。此外，地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地区之间的变异系数在2003年到2013年之间出现骤减，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地区政策行之有效。
最后，邓翔教授分析了我国现在现行的地区政策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现阶段我国更倾向于泛地区、跨地区的合作，大力推进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例如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成渝城市群等。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他提出四条建议：第一，针对问题地区需要更准确的区域政策，例如大凉山彝族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生态脆弱区等；第二，需要更多的跨区域、分区域的规划与合作，例如省际间的生态补偿机制；第三，需要更全面的区域政策，例如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第四，“一带一路”政策将改变内陆开放格局和经济地理格局。邓翔教授举例说道，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截止2018年，我国已经开通了48条中欧班列，如成都至洛兹货运铁路（蓉欧铁路）、重庆至杜伊斯堡货运铁路（渝新欧铁路）等。我们衷心期待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欧能够深入开展更多合作，谋求双方的进一步发展。
邓翔教授的演讲深入浅出，为我们展开了一副全景式的画卷，将我国的地理环境与政府奉行的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高屋建瓴式地总结概括出区域政策的本身的变化规律，深刻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并对未来政策的发展走向提出了相关的建设性意见。在现场交流提问环节，与会中外师生就中国区域平衡发展等热点问题与邓翔教授进行进一步交流。
供稿 | 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
美编 | 豆荚
校对 | 阿布、禾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