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9年的3月，我当时在北大经济学院读硕士，刚好试行经济学科硕博连读，我当时是硕士第二年，有希望在下半年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但需要有经济学院的博导接收。我当时的硕士导师把我推荐给了吴老师，我依然记得那天晚上我给吴老师打了第一个电话，那个电话也从此开启了我和他的师生情份。
吴老师让我去他家里找他，依然记得他当时住在北大校内的朗润园里，不大的房子里都是书，简单的家具和陈设，那个房子的地面是水泥的，连地板都没铺。之后的岁月里有时我会帮他整理书柜，吴老师在伏案写东西，他偶尔一个喷嚏，书柜旁的声控娃娃就会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然后是吴老师和师母的一阵笑声，那是一段静谧的时光。 2000年前后那几年，学校里面依然有好多事找他，但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官气，简单而又朴素，非常纯粹的老师。博士的第一个春节后，我给他带点家乡的特产，他坚决不要，他说我不拿学生的礼物，你们都还在念书，怎么说都没有收下我带的东西。之后我也把这个惯例告诉了我的师弟和师妹们。等我结婚时，我带着新婚的妻子去看吴老师，师母早就准备了一个红包，说吴老师的学生结婚，吴老师都要给个红包的，是老师对学生，也是对新人的祝福，这也是惯例。2002年他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我陪他一起去南京、常州等地调研，吴老师总是和我说，晚饭后咱看看报纸电视就行了，不麻烦当地安排了。
毕业工作后，我时常去看他，他总是会问我们工作的情况。那一年，我想从机关出来，到自己感兴趣的企业去锻炼一下，我忐忑地征求吴老师的意见，因为觉得吴老师一直在学校任教，或许希望我们能稳定，没想到他特别支持，他说他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当初他和邓老师去五七干校的时候，只带了几箱书；我们这一代人比较顺利，安逸了可能也没有闯劲，“你们要多做点有意义的事，不要只求稳定”。这话让我知道，岁月带给吴老师的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不曾了解的经历，也是我们尚未了悟的智慧。
我读吴老师博士时，他就已经卸任北大校长了，但是我的印象里，他依然在忙碌着：在学术上，北大开设邓小平理论专题课，他第一个站在讲台上，新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编的依然是他；在社会上，全国人大的会议，宏观经济学会的会议、老教授协会的会议等等；他依然在忙碌着。
近十年里，每次去吴老师家里看他，告别的时候，他总是送到门口，慢慢地，他走路有点费劲了，但告别时，他还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们道别；直到三年前住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认不出别人，却依然叫出我的名字。2020年1月10日上午师母告诉我，医院通知吴老师病危了，我和另一位同学下午两点半赶到医院，看了吴老师最后一面，师母不让我们多呆，我们离开医院后半个小时，接到电话告诉我：“你的老师走了”。我知道，我和我的先生二十年的师生情份却还在继续。
以此纪念我的导师——吴树青先生。
作者：郭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2届博士研究生，现为保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