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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和平 叶静怡:公民提案——恳请增加治理雾霾立法智慧型代表名额

发布时间:2014-03-07

 曹和平  叶静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

案由:雾霾治理四大怪

环境治污是国家多年宏观治理的目标。遗憾的是,环境污染大类目标中的一个细分单项——雾霾——却一步一步挤到了国家重大灾害事件处理的紧急线上,有人甚至将最严重时点的雾霾和罗马俱乐部的发展悲观论的核冬天末日相联系。

怪现象之一: 自然科学界集体失声。虽然搜索网站上有关于雾霾与大气气溶胶现象的生成机理介绍,但到底雾霾是由于近来气候变暖,大气环流在季节间流动缓慢导致结构性变化为主,我国物质生产规模巨大为辅造成的;还是我国经济人行为失控,工程建设多年累积,以及动态交通运输排放和扬尘为主,自然过程为辅形成的?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科学界作为一个活跃社会力量单元,向社会推出权威的、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至少没有上升到大众舆论界面的顶层)。最近一次会前讨论中,一位资深院士羞愧式地感叹,“自然科学界在雾霾现象上集体失声啊!”应当说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直感。

怪现象之二:经济学行为学界普遍麻木和失察。与自然科学界集体失声相对应,经济学界没有将经济增长与雾霾形成的动态机理和社会福利后果联系起来,启动大规模联合研究。这和经济学界很多以经世济民理念自恃的专家行为大相径庭,尤其是以公共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经济学人,几乎在雾霾问题上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普遍麻木。

行为学界也难辞其咎。发达经济国家加起来的人口约为9亿,中国人口13亿。改革开放35年,我们走过了工业化经济体100年进程中的绝大部分。在这种人口大差距,时间大差距,过程近乎等值的复合过程中,中西两类人群行为历时变迁的时代差异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在丢弃垃圾方面行为更为随意,仅仅是民族的公德差异吗?中国自然人个体在雾霾成因中有五找回优良行为、矫正和再调整不良行为的特殊需求存在?联想到我国居民近来在海外让人“惊诧”的丑陋行为印象,行为学界的迟钝和失察让人感到汗颜。

怪现象之三:工程学界不见自责。我国工程学界在雾霾治理方面几乎是个局外人。比如,国家几乎所有的市政工程道路,街道两边的马路牙子和树木花圃的基面都比路面高。长期施工积累的结果是每一条道路都像一个长长的尘埃收集器:大风一吹,尘埃从马路牙子和花圃表面集聚向街道凹部——路面;大雨过后,一平方厘米的泥浆从砖缝或水泥缝隙流入路面,两小时后60—120公里时速的车轮碾过,变成10立方公里的扬尘,如果没有大风和降雨,一个星期都落不下来;当一个城市成百万甚至上千万个车轮在高峰期轰隆隆压过时,一个超巨型且超高效的扬尘器就生成了;于此同时,二环、三环、四环、有的城市甚至有五环和六环干道上的百万辆通行车辆形成环城涡流,一道道地将尘埃沿离心方向散出的力道减弱。这是哪门子基于系统概念的工程后果啊!

理据:雾霾立法智慧型人力资源匮乏枚举

传媒界哨子持续吹错  记得2003年前后,北京的雾霾天气一直被当时的媒体界用内蒙古的沙尘暴作为出气筒;近年来,雾霾逐渐被指向了经济建设规模和产业构成原因;这几个月,西方国家的治霾经验不断被提到了媒体的重要位置。但是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平高原地区,这类独一无二地区及其关联过渡地带的中国城市群真的是推诿责任式的报道和拿来主义式地生吞活剥西方的经验能解决的吗?

媒体是一个社会的吹哨者,惊醒梦中人应当是媒体的一大功能。但是,立足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具体经济成长阶段,立足于中国单个城市的超大规模、超大城市群数量,超大城市群中的超高密度人群的“两独四特”自污染机理怎么就不能深入智慧聚焦,非得科学界说出来,国家综合部门关注了才能成为报道的热点呢?

环境主管部门和综合部门应对失准不及格。我国黄土平高原及关联过渡地带近500家城市,其治污目标应该是颗粒性污染(particle pollution)加气体性污染(air pollution)的综合为第一要义。原因是黄土壤的微粒成尘化门槛比硬粒黑土和胶性红土低得多。但多年来,环保部门把治污标瞄在欧2标准,欧3标准,进来一直到欧6标准。但标准再高,不瞄向颗粒性污染这个首要目标中的首要,主攻方向就偏了。当美国大使馆前几年公布pm2.5时,我们的环境官员竟然回应说,美国使馆的取样仅仅在大使馆一个点,不具备统计代表性。多么地不知道问题的轻重啊!近来,虽然我国很多大中成市都启动了pm2.5的监测工程,但被动性特征依然很浓。而且,当雾霾变成类似核冬天外观的时候,环保部门的着急基本上还是按部就班式的着急。要打分的话,我愿意打不及格。

立法部门资源贫乏。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道路基础设施招投标过程,尤其是有关环境绿化类施工工程,招来招去都是那几家“七大姑八大姨”公司。这些处在经济舞台边缘的公司,每次都会投标自己增加了多少花圃和绿化点,殊不知,违犯颗粒性污染原理建的绿化点面越多,颗粒性污染源越多,改变这种方法最有效的路径是法律变量。但这么多年,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么是大学教授,争着思考当总理的顾问的问题;要么是转行的领导,满脑子的管理和工程项目;要么是界别的演员和海外委员,出现常常缺席的报道。治理雾霾立法智慧资源,几乎不能进入我国的立法体系运行中,公共品的适当有效提供几乎是缺位的。

建议:增加热心雾霾治理智慧型代表名额

  自然科学界、经济学行为学界、工程学界,媒体、决策层和界是我国雾霾治理中六个最为活跃的界别和层别主导力量,如果这六个领域的智慧平均数不改进,仅仅关心自己的界别利益和部门利益,那么国家环境问题这个公共品的质量只能长期处在恶质之下。建议尽快增加环境立法领域真正献身治理雾霾立法的代表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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