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系）
中国经济在经历10年(2002-2011)快速发展后，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为此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以及调整产业结构，以调低一定的发展速度来换取发展的质量，而这必然会对我国就业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虽然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存在下行风险，但是就业形势基本保持稳定。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结构性问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趋于优化，但仍不尽合理；当前我国教育体制与行业用工需求不匹配；高职称专业人才严重短缺与高年龄层就业难并存；非公企业用工需求比重高与人们的择业意愿不吻合等。
经过2002年至2011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10.7%的长周期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发展也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受到能源和原材料价格调高，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的不利影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压力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缓慢也给中国对外出口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以及我国政府加强了房地产市场调控，使得过快房地产投资得到一定抑制，在外需和投资的疲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速度必然放缓。总之，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持续超负荷承载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结构的调整，2012年政府首次下调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设定为7.5%；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希望以降低一定的发展速度来换取发展的质量，即要在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以及实现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均衡化。
大多数学者根据中国多年发展经验，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率超过9%，就能够保证经济运行比较良好。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具有反向关系，因此把经济增率目标主动下调到7.5%，必然会对我国就业市场产生不小的冲击。不过，从对西方G7国家的研究来看，工会、效率工资、失业保险等制度安排能够使得奥肯定律失效。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推行，各国自然失业率也有一个上升趋势，也就是各国对失业的承受力会随着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实施而不断上升。例如，欧洲国家自然失业率在2000年后基本维持在8.5%左右，2008年以后，基本上处于9.5左右的高位，2013年后仍有上行的风险。从已有统计数据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有一个大幅度地的下降，但总体上整个经济仍处于一个高速增长阶段，这为我国稳定就业率提高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同期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保持在4.1%左右，低于目前美国划定的6%的失业警戒线，也远远低于7%的国际警戒线。
根据中国就业网发布的我国100多个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收集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我们可以发现：在受美国2007年次债危机的影响后，我国的城市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出现了10个季度小于1的情况，而最近13个季度该数值一直大于1即城市岗位空缺数始终大于求职人数。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就业已经基本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阶段。
与当代世界各类经济水平相比较，我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处于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过渡的状态。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33.6%，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小康水平）为44%，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全面小康）为30%；从产值结构上看也是如此，我国2012年第一产业为10.1%，当代中等收入发展国家为12%左右，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为9%左右。因此现阶段我国三次产业结构高度与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最为相似，产值和就业结构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似性系数都在0.9以上。然而，与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只有2%左右相比，我国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蕴藏着大量的就业转移机会。
按各行业分组就业来看，制造业、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用工需求占整个社会用人需求的绝大部分，即高达75%以上。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建筑业的用人需求最多，其中制造业用工需求尽管在2007年以来，某些季度有些起伏，总体仍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即从2007年3季度的29.1%上升到2013年1季度的36.5%；在第三产业中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在第三产业中排在前四位，其中居民服务业基本上保持缓慢的上升趋势；而以创新为主且具有高附加值的行业用人需求一直处于低位，即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用工需求比重总共约占5.5%。
按文化程度分组就业状况分析来看，就整体而言2007年以来，职高、技校、中专，高中等中等教育要比高等普通教育更受市场欢迎，确切地说绝大多数季度对职高、技校、中专，高中用工需求大于求职人数的，而大专、大学及硕士以上则在大多数期是供过于求的，就业相对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职高、技校、中专的求人倍数（市场需求与供给比），除了在2007年3季度和2008年1季度低于1以外，即分别为0.98和0.97，其他季度都大于1且不断稳步上升，从2007年3季度的0.98上升至2013年的1.37，这说明我国对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这也与我国制造业和居民服务业的用工需求占比大息息相关。于此对应，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求人倍率低，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都小于1，特别是大学和大专教育基本上处于供过于求的窘境，说明我国教育体制与我国的行业用工需求没有很好的匹配上。
按技术等级分组情况进行分析，容易发现2007年以来，我国熟练技能人才短缺严重，其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而且技术等级或职称越高，求人倍率也越高，特别是对于需要许多年工作经验的高技术人才或高职称人才来说，其求人倍数在大多数期大于2，这说明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经验丰富、资深的高技术人才的短缺状况也越来越严重。
从分年龄组看，2007年以来，25~34岁，35~44岁其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比较高，求人倍数基本上大于1，表明年轻且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就业，而45岁以上的求人倍数始终低于1，并在0.8左右徘徊，即这部分求职者就业会较困难，因而出现了问题便是一方面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资深高技术人员短缺严重，另一方面却是高年龄层难就业，即表现为无技术的非熟练的年长的劳动力就业困难，而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熟练工却远远供不应求。随着当代新兴技术不断更新和新产业部门的不断产生，社会经济运行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由于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职业种类日益增多，职业间差异越来越大，因而社会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也必然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数量型过剩与质量型短缺的矛盾就愈发突出。
从就业与所有制结构之间关系来看，2007年以来我国就业主要集中在非公企业中，而在非公企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内资非公企业中，其用工需求占到了近3/4的份额，成为拉动我国就业的最主要的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国有、集体企业的人员需求比重非常的小且不断的下降，从2007年3季度的6.7%下降到2013年1季度3.7%，因而其发展状况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力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