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岱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今年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77次提到“改革”，改革正在不断凝聚全国人民的共识。但是，如何改革却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和研究的。笔者认为，我们也许还是得好好回顾过去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摒弃过度顶层设计的思路，充分发挥各类经济主体的创造性，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经济增长核算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即Y=A*F(K,L)，A表示技术，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如果将最终产品Y面临的市场区分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则出口E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基础，依托高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根据PWT（Penn World Table）的数据，我国2011年按照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为7827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
现有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实现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呢？首先，中国的资本形成比已经由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11年的51%，远远高于印度的29%，这使得2011年的家庭消费占比只有29%，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资本形成比例已经基本达到极限，今后二十年，再继续依托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不可能。其次，我国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例已经由1992年的3.42%上升到2012年的11.91%，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今后二十年，出口额要保持过去二十年的增长速度已经不可能。最后，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中国正在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且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红利很难继续支撑今后二十年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过去三十年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革命易，改革难。改革不能只是凭热情，改革是切切实实的地位权与财产权的格局重组。笔者认为，现阶段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加快开放的步伐，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主动引进外部力量参与经济运行，这也许是如期实现改革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十五年前，我们将“改革”与“开放”作为两大最为重要的国策，改革与开放环环相扣，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1979年，我们就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鼓励引进外资，搞活经济。随着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兴起，国内产品市场日渐繁荣，进一步带来价格双轨制这一划时代的改革措施；外资的大量进入，也催生我们对于外资质量的高要求，开始成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希望逐渐实现产业升级。外资的进入直接引导了民营经济的兴起，也倒逼国有企业不断改革，到1992年，我国正式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2001年加入WTO更是对我国的改革进程影响深远，这对于规范政府行为、培育市场竞争环境、加快国有企业改制改革等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笔者向来认为，加入WTO并不是简单的使得我国面临更为规范的国际贸易环境，更重要的是使得我国政府和各类经济主体能够更好的去熟悉和适应国际市场准则，在不断的学习中提高竞争力。
如前所述，当下，中国经济又一次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压力。如果说，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相对规范的产品市场，那么，由于体制约束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要素市场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改革就显得相对落后。以更大的开放力度，挑战更为复杂的改革难题，也许是实现我国经济今后二十年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以开放促改革的核心在于引进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培育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内生增长。
第一，开放有利于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最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重新界定政府职能，不能只是依靠政府的自我调整，还需要加大开放力度，引入外部压力。数据显示，1980年代初期，我国重要经济政策正式出台前经过试点的比例一度达到80%，而近年这个比例下降到10%左右。这一方面当然可以反映出政府管控经济的水平在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发展过程中顶层设计的思路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多方角力妥协的平衡点被打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加大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力度，引入更多的外部力量，更好的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改变“大政府、小市场”的现状，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二，开放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发展，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当下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备受争议。国内质疑国企的垄断、对资源的挤占、非公平竞争等问题，国外则质疑国企并不是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如何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能够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最终实现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的转型，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显然，加大开放力度，引进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将使得国有企业经营更为规范、透明。
第三，开放在整体上有利于要素市场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过去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我们拥有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产品竞争市场，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却难言乐观，今后的改革将围绕要素使用效率来进行。效率改进有两个途径：绝对效率提升和配置效率改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将越来越需要依靠配置效率改善带来的效率提高。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内部市场一体化，能够降低资源流动壁垒，扩大要素流动范围，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谋求要素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一旦能实现这一目标，将带来经济新一轮的强劲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是内生的、高质量的。
第四，开放有利于我们完善国家治理机制。建国六十五年以来，我国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也有很多的经验，治理水平不断上升。但最近十多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社会体制改革的要求日益迫切。过去我们更多的希望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后也许可以更多的依靠在开放中解决问题。只有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各个经济主体、各方利益均有机会提出诉求，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和谐，实现长治久安。
总体而言，加大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力度，以开放促改革，也许是一条能够以尽量低的成本实现改革目标，实现今后二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