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国务院参事）
我在上一谈中主要讨论了有效供给不足，现在转到讨论有效需求不足。
与有效供给不同，有效需求是一个大有来头的经济学概念。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道,总需求D在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时之值,称为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他进一步把总需求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对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收益和流动性偏好的分析，得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常态的结论，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强调需求管理，尤其“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
先来讨论有效消费需求。我想强调一点，在讨论消费需求时，要区分潜在消费需求和有效消费需求。据我的理解，前者指的是人们想要的需求，后者是与总供给相适应的需求，也是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我国经济走出短缺困境之后，仍长期保持高速度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提高，成绩举世瞩目，但问题也十分突出。这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内需不足难有大的起色。在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下，我国产能过剩矛盾越发突出，化解难度加大。主要原因是粗放式发展理念没有真正改变，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没有得到高度重视，拉动内需的决心不够大，措施不得力。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是什么，难点在哪儿，政策的着力点放何处。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近20年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工业化。展望未来发展前景，下一个20年的增长动力是城镇化，难点是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待遇，着力点应放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关键是为他们提供住房保障和其它社会福利。
并不深奥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收入差异和消费倾向。当前，消费增长潜力主力是中低收入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政府推出收入分配改革，以一系列举措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上公共福利均等化改革，对于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消费水平作用很大。第二，在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高房价、高房租成为限制中低收入者消费增长的最大障碍，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调控机制因此非常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写入“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这些重大举措有利于稳定房价预期，针对存量住房的房产税一旦付诸实施，必定会对住房供求发生重大影响，不动产统一登记会推动部分存量住房进入市场，增加住房供给，有望推动房价向合理水平回归，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改善就会有力拉动有效消费需求。第三，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成为推动有效消费需求的更大动力。这不仅出自新市民的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作用，还得益于他们的消费倾向变化，即从市民化之前的多储蓄少消费转变为消费由收入决定、随收入增长而增长的正常消费。
再来讨论有效投资需求。严重过剩的产能中，存在大量的无效投资。我们可以把无效投资区分为两类，一类比较容易识别，带有一些明显特点，如技术落后面临淘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难以持续、企业负债过多无法偿还、重复建设没有市场支撑等。这类投资毫无疑义要被列入淘汰清单。
另一类无效投资较难鉴别，特别需要引起警惕。但如果细细分析，还是能发现这类投资的常有特点。第一，这类投资通常需要巨额资本，有成熟技术支持，用的是最先进设备，对当期GDP增长贡献很大，深得追求经济过快增长的官员喜爱。第二，这类投资所属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甚为重要，大都是竞争性行业。早期进入的企业，因产品供不应求，往往能获得丰厚的利润，甚至超额利润，因此引来众多效仿者，重复投资纷纷上马，产量迅速膨胀，一段时期之后，供求关系倒转，产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剧降，企业经营变得异常困难。第三，这类投资有些还会产生新的巨量供给,而这些新的供给又缺乏最终有效消费需求支撑，结果便是投资完成，新企业就面临亏损，遗留巨额债务无法偿还，产能过剩越发严重。这类无效投资特别令人可惜。曾几何时，钢材、水泥、铝材都是经济建设的抢手货。而今由于投资过度，导致产量供过于求，消耗了大量宝贵资源形成的产能不能发挥作用，成了整个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有效投资需求不足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前所谈到的有效供给商品和服务不足，大多带有公共产品不足的色彩，如保障性住房及教育、医疗、家政、养老等服务短缺上。有人会问，现在民间资本如此丰裕，为什么会有投资不足呢？原因在于这类投资的利润率低，当投资者要求高回报时，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他就不会去投资。其二表现在产能过剩所包含的大量无效投资上。为什么会累积这么多无效投资呢，那时因为市场机制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大量国有资本还没有按市场机制去运作，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
解决办法呼之欲出。那就是，一方面，政府要减少行政开支，增加在公共产品上支出，引导和激励民间资本向公共产品投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进一步融入市场经济，实现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公平竞争，使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