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国务院参事）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务院在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论断是我们进一步探讨产能过剩难题的指导思想。产能过剩本质是资源配置出了问题，要靠优化资源配置来解决。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走出经济短缺困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制造业和进出口大国。在创造辉煌经济奇迹进程中，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开始显现，并日渐突出。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等尤为严重。不少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债务缠身，金融风险累积，生态环境恶化。
产能过剩的表象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在我国也是如此。但细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产能过剩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即在产能总量严重过剩同时，某些产业不少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却明显不足。这个现象有些奇特，却并不少见，必须高度重视。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能加深我们对产能过剩问题复杂性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拓宽问题的化解途径。
有效供给在经济学中尚没有明确或经典的定义。我们这里试着从量和质两方面做一点讨论。从量的方面说，可以借用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讨论，把有效供给定义为总供给函数与总消费函数相交点的均衡值。从质的方面说，可以把有效供给定义为具备足够有效需求支撑、企业有赢利能力或有财政支持、健康卫生、符合生态环境标准、不会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不会引发债务危机的供给。根据我们的定义，可以列举一些有效供给短缺的商品和服务，如住房、公共交通以及教育、医疗、养老、家政服务等。对这一清单作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有效供给不足商品和服务具有的若干特点，下面做一些简要讨论。
其一是有效供给的缺口大。以住房为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7年解决3个亿人口的住房，加上每年新增的数百万年轻就业人口和其他改善型住房需求，有效住房供给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再看看养老机构，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队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市共有养老机构400家，床位7.1万张，平均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9张。到2020年，全市约会有23万至33万老年人存在机构养老的需求，而养老机构床位的缺口将达到5至10万张。
其二是巨大有效供给缺口的存在，表明无效供给和实际产能过剩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要大得多，也彰显供给管理的重要。凯恩斯及其继承者都强调需求管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供给管理特别是供应学派不屑一顾，他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金融危机》书中写道:“所谓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些愚蠢的想法，自称‘供应学派’而已。这种荒谬的信条要不是迎合了媒体编辑和富人的偏见，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力”。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则既重视需求管理,也重视供给管理。我赞成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在涉及供给管理时，我更注重资源配置机制对有效供给的作用，增加有效供给应该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其三是前面讨论到的住房和养老机构短缺显示，大多数短缺的有效供给商品和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发人深思，如下几点值得一提。第一、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局限，私人企业的经济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政府要善于引导，给予适当的激励和约束。第二、政府要成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更多的贡献。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国家队。在涉及房地产业时，国有企业不是不能进入，更应责无旁贷，带头多建建好保障性住房。
其四、供给管理更多属于长期范畴。在我国，政府掌握很多资源譬如土地等，供给管理的短期效应也不可轻视。不过，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低收入群体庞大，对公共产品潜在需求巨大，一些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发力需要时间，加上政府受财力、管理能力和效率等限制，对供给管理的短期作用不能预期太高，但中长期的强有力作用会逐步显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重要推力。
优化资源配置是将无效供给产品的投资转移到有效供给产品的投资上来，关键是牢牢把握住城镇化这条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敢于啃农民工市民化这块硬骨头，要抓住农民和其子女自身发展这个要点，要舍得把资源投到农民工的培训、农民子女的教育、农民工家庭的住房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扩大有效供给，极大拉动内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才有用之不竭的动力和活力，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才有可能达到最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