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自去年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以来，“中国梦” 成为全国上下热议的话题。然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句空谈，包括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生态文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国防强大等多方面的深刻内涵。
在这些丰富的内涵中，人无疑是最关键要素。荀子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因此，我们要尊重个人的梦想和追求，积极探寻“中国梦”和每个人的梦想和追求的结合点。中国经济30余年的高速发展，使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没有缓解，低收入阶层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6.5%，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地区。可以肯定，未来“中国梦”的追求与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密切相关。中国繁荣富强的重要标志是亿万农民脱贫致富、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
如何实现共同的“中国梦”？在我看来，城镇化是托起“中国梦”的重要推动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不断发展、农村不断进步和农民持续增收。只有农村实现城镇化，农民圆了城市梦，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
第一，城镇化将促进农业经营主体和模式的发展转型，使得农民收入倍增成为可能。
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收入倍增”进程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从目前农民收入结构看，财政转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化不大，务农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进城打工为主的兼业收益占比不断上升，将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推进使得农业经营主体实现由单一生产小农向规模化专业大户的升级转型，农民市民化将打通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渠道，推动城镇私营业主群体的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公司进入农业领域使得农业经营模式发生根本变革，龙头企业通过大规模集中资源和专业化经营管理，能够增加农民就业选择，有效分担农户风险，实现“公司+农户”的双赢，这都为提高农民非农收入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二，城镇化将带来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张和消费市场的繁荣，使得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可能。
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消费市场的繁荣稳定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以及对收入风险的稳定预期，这离不开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壮大。城镇化这一对内开放移民的过程，将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的结构转变能为扩大国内需求提供重要基础。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居民收入水平将稳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等收入阶层。更高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将伴随着更高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潜力，从而有效发挥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第三，城镇化将为民营经济继续展现蓬勃生机和活力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使得中国人的创新梦成为可能。
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只有主导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才能走在前列，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然而，政府对创新的大力鼓吹与干预，恰恰导致我国创新能力偏低。事实上，创新这一复杂过程，依赖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而非政府的集中控制。城镇化建设将能有效拉动民间投资，助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需求空间。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自主创新的最重要来源。民营经济是民生经济、富民经济，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推动力量。加速城镇化将有助于破解“创新悖论”，在逐渐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中国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将会喷薄而出。
第四，城镇化将带来民生的不断改善，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平等，使得垂直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30多年间已有约2亿农民工进城，未来还将有3亿农民进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暴露出相关制度的缺陷，倒逼教育、社保、医疗等社会体制加快改革。因为再穷的农民家庭，一旦进城打工获得收入，首先考虑的是子女教育，而非物质消费。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覆盖13亿人的保障体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将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平等。在良好的教育体制和稳定的社保预期下，人民安居乐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潜能得以充分发挥，这让更多的穷人能够改变命运，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使得各个社会阶层并不完全固化，呈现一种流动状态。
梦想照亮现实，关键在于行动。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民富国强是发展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重要基础，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是必要保障。城镇化建设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只有实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才能真正托起“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