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相适应，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正从“重规模”向“重质量”“重结构”和“重效率”转换。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在总体规模保持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持续超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领域成为外资流入的热点领域，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物流中心、结算中心等高附加值投资呈上升态势。随着投资环境不断完善，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步伐加快，一批高端制造业和研发中心落户中西部地区。未来，我国在进一步保持外资稳定增长、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方面既面临机遇，也存在挑战。
从综合条件来看，我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我国经济基本面依旧良好，政治稳定，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产业综合配套能力持续增强、市场规模巨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全球FDI形成巨大吸引力。据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2013-2015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在全球最具吸引力的19个投资目的地中，中国继续位居第一，是跨国公司首选投资目的地。美国位居第二，之后依次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德国。
我国服务需求快速扩张、区域加快协调发展，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将成为利用外资的新热点。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我国居民消费日益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快速扩张，以育幼养老、电子商务、技术研发、流程控制、市场营销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将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服务市场巨大的潜力、优质的劳动力和不断完善的外资投资环境为吸引更多的服务业外商投资带来机遇。与此同时，随着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战略三大区域性战略付诸实施，跨流域、跨省区的全方位合作将促进区域间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上将形成梯度优势。
改革红利逐步释放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将大幅提升我国引资竞争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电信、能源等行业进一步开放，国企将引入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素价格扭曲的状况将逐步得到改善。上述改革红利为外资进入及外企扩大盈利带来更大空间。与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相配合，我国正在推进外资管理模式改革，扩大外商投资准入领域，降低股比、经营期限等方面的要求。目前，我国正在快速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自贸区试点工作，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不断加强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分类指导，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建设，以推进区域引资平台建设。以上探索与改革都将为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扩大利用外资提供重大机遇。
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定，全球资本流动复苏缓慢，。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深度调整期，各国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主要货币利率分化、汇率大幅波动和国际资本投机活跃，在此形势下，投资者信心和意愿的恢复仍然需要时间，全球资本流动复苏将是一个渐进过程。据联合国贸发会预测，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将带来更多的资本流动，2014-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小幅增长，尽管我国仍然是全球FDI的理想目的地，但在全球FDI流动只有小幅增长的背景下扩大引资必然面临巨大挑战。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战略导致部分外资回流欧美，我国优化外资结构面临更大竞争压力。欧美发达国家2009年以来推行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战略已经取得一定实效。美国2000-2006年耐用品制造业投资和就业年均增长率是-1.5%和-3.1%，2010-2013年均增长率由负转正，分别为5.2%和2.2%，其中金属制品和汽车及零部件的投资年均增速达到了8.2%和12.5%。在非耐用消费品制造业，服装、纸制品、印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在2010-2013年间都由危机前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进一步增强中高端制造业相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优势，使全球制造业竞争形势更加复杂。加之能源革命降低投入成本等有利因素，一些跨国公司将本土市场规模较大的产品撤回欧美国家生产。可以看到，从2011年起，一些电子计算机、交通设备、机械制造业等中高端制造业的美资企业陆续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撤出国内，或者减少对中国的订单。竞争优势变化所形成的发达国家FDI回流对我国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构成挑战。
国际投资规则渐趋高标准和高开放度，对我国外资准入与管理模式构成挑战。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国际经贸规则进入调整期。美国正在积极通过TPP、TTIP和TISA谈判及BIT（2012年范本）谈判重塑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未来更开放的市场准入，更高标准的透明度要求、环境劳工标准和知识产权标准将是新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方向，这对我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及升级外资准入和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作者系北大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