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即一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类经济、社会资源，以使其他国家适应、配合自身的发展，最终实现本国崛起。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循环和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去，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首先，初级产品输入成本暴涨，削弱了制造业竞争优势，产业升级乏力；其次，诸多国家和地区对华关系显现出政治经济二元化倾向，即经济上依附中国、政治上却依附西方；最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走出去”战略，颇有成效，但也问题百出。面对这些问题，加强全球治理机制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将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崛起。
理论界对于全球治理的研究并不鲜见，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心-外围”理论和“软权力”理论为典型。全球价值链理论指出，核心战略环节驱动着整个价值链条的运行，可能是技术优势（生产者），也可能是品牌和渠道优势（购买者），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抓住机遇完成产业升级；而“中心-外围”理论强调，亚非拉国家要想摆脱“外围”地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是一种可行方式；“软权力”理论主要讨论的是非经济领域，认为通过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价值观的感召力等“胡萝卜”措施，有可能取得比“大棒”政策更好的结果。
自从地理大发现开启全球历史以来，全球治理在大国的实践中演绎，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殖民主义时期（1500-1945年）、两极格局时期（1945-1991年）和全球化时期（1991年以来）。在殖民主义阶段，治理者通常采用暴力手段，建立和维系殖民地，进行专业化的初级产品生产，垄断殖民地的主要经贸活动，向当地倾销宗主国的商品，以谋取暴利，积累工业化的资本；到了两极格局时代，发达国家在不进行直接统治的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软硬兼施，继续对亚非拉国家控制、干涉和剥削，维持其对原宗主国的依附；全球化时期以来，全球治理日趋多样化、“软权力”化，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战略环节的控制，以及对初级产品生产的投资与控制，分享了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红利，辅以“软权力”手段，保持着治理者的地位。
在主要大国中，美国的全球治理实践最为成功，区区不到200年，即实现了从殖民地向全球霸主的蝶变。可以发现，美国善于根据自身的实力，制定适当的治理策略，从早期的孤立主义，到后来的世界主义、杜鲁门主义和里根主义等，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上升阶段，美国灵活处理与当时的霸主（英国）的关系，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同时把握各种机遇谋求突破。取代英国、成功上位后，美国极力扼杀可能的对手，例如二战后加大对外投资与援助，遏制前苏联的扩张；迫使马克、日元和人民币升值，遏制新兴经济力量；发挥自身“软权力”力量，对共产主义国家和中东地区 “和平演变”等。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保持对核心战略环节的牢牢掌控，奠定了全球治理者的经济基础。
相比而言，前苏联和日本更像昙花一现。前苏联封闭、畸形的经济缺乏创新活力，而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快速扩张，最终拖垮了自己。日本的实践更加曲折：早年一度驰骋东亚，挑起太平洋战争；战败后，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完成了产业升级和工业化，同时适时推动落后产业、价值环节的转移，形成了著名的 东亚“雁阵”发展模式，辅以文化影响力和对外援助，一度成为东亚领袖；在签订“广场协议”之后，产业竞争力骤降，转向刺激房地产，加剧经济泡沫和“空心化”，陷入长期停滞。此外，韩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同时，通过“韩剧”、“宝莱坞”等文化开道，也为自己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回顾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韬光养晦”，同时逐步融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于1995年纳入东亚生产体系、2005年纳入全球生产体系，通过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了产业升级。在经济治理领域，中国正加大对东盟、非洲和澳新等资源型国家的投资，但也面临着投资规模小、分散、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而面对发达国家，在较高的资源价格、汇率改革等问题上，中国还处于弱势地位；当然，中国也在加快金融改革，通过货币互换等区域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社会治理方面则问题频出，一方面与部分国家尚存在领土争议，政府对外援助也难惠及普通人民，另一方面民间交流跟不上政府脚步；此外，在国际通道问题上，中国东有岛链锁国、南有马六甲扼喉，面对日益高企的对外能源依存度，通道安全问题日益浮现。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考察，本研究认为：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全球治理的能力，应从战略上关注“五个均衡”：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均衡、“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均衡、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均衡、市场开拓与品牌打造的均衡，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均衡。
第一，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均衡。在未来中国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必须把握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均衡，坚持以经济治理为基础，全力推进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再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社会治理策略。未来，中国应进一步调整、更新自身的社会治理策略：改变一味地被动回应，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基础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军事、外交战略，构建通畅的多样化国际通道，树立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
第二，“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均衡。软硬的均衡，是指软硬都强的基础上的均衡。“硬权力”方面，中国的军事力量、国防科技和国防产业等，都有待加强，可以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当然，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更重要，包括对外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争取高端价值链环节入驻、推动低附加值环节转移，以及加强对全球能源、资源的控制。“软权力”方面，中国更亟待加强，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通过更加多样化的措施，让世界了解中国、欣赏中国、爱上中国。
第三，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均衡。注重国内的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合理重构全球价值链，对一些附加值较低的环节进行转移。首先，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均衡的基础是市场配置资源，因此，应进一步打破行政的藩篱，推动资源、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区域一体化；其次，要立足不同区域的产业基本状况，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上海可能应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国内欠发达地区还应大力承接劳动密集性产业等；最后，国内的产业升级是基础，应注重发挥市场和政策作用，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为创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市场开拓与品牌打造的均衡。未来，中国品牌的打造，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内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然而，在亚非拉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一味追求市场占有，很可能陷入恶性竞争的境地，牺牲了“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品质，不利于品牌的打造。为此，政府可以延伸相应的服务，协助优化中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同时，大力培育商会等市场力量，通过企业、行业的自我约束，提升中资企业和“中国制造”的形象。
第五，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激发市场经济的创造性。未来，积极推动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的发展，将有助于国内的产业升级，以及海外直接投资。当然，这不代表着政府要完全退出，事实上，全球治理的稳定实施，有赖于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完善的相关服务，包括对外贸易服务、投资服务和项目合作的服务等，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服务；此外，在国内，政府还应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监管标准的执行力度，遏制各种形式的“竞次”行为。在社会治理领域，这一点显得更为迫切，未来，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向市场放权、让利，积极培育市场化的各类主体，促进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沟通，化解误会、增进交流，提升中国的“软权力”和参与全球社会治理的综合能力。
（作者系北大经济学院副院
长、副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