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日，就在“两会”开幕的前夕，央行宣布进一步放开存款利率浮动空间，这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举措。近年来，我国在利率市场化、银行民营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而稳健的探索，实际上执行了一种渐进而中庸的金融自由化战略。中庸是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中庸”这个“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易，“中庸”就是不偏不易。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战略是一个中庸的战略，渐进的战略，这个战略非常合适于中国，不要轻易改变，不要走过激的、休克疗法式的、大爆炸式的金融自由化。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执行的中庸的金融自由化战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金融约束有别于简单的金融自由化，或者说金融约束就是中庸的渐进的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是介于严格的金融抑制和完全的彻底的金融自由化之间的中间状态，在这种中间状态下，政府既对整个金融体系有相当强的控制能力，即保持国家控制力，同时又能渐进实现金融机构的有序竞争和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制。我一直强调，中国不要单纯提金融自由化，而要提温和的金融约束手段，要实现以下五个方面的目的：
1、给银行特许权价值。特许权就是专利权，这种特许权价值是什么概念呢？政府通过给银行各种各样的隐性或者显性的保护或者扶持，让它拥有特许权价值，使它的地位比较稳固，可以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稳定的转型和稳步的发展。
2、实现对利率自由化节奏的有效控制。利率自由化不能快，而是要慢慢地来。我们的利率自由化是一个分阶段的利率自由化。首先，我们把货币市场利率慢慢自由化，而信贷市场利率自由化就要慢些；在信贷市场当中，首先把贷款利率自由化，同业拆借利率自由化，而存款利率自由化就要非常慢，到现在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还没有完全实现，要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要让银行慢慢适应。
3、汇率自由化节奏的控制。麦金农写过很多文章，他认为中国的汇率市场化不要太快，换句话说，中国由原来的固定汇率制转向有控制的浮动汇率制，要有一个缓慢的节奏，不要太快，这几年可以发现，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包括它的浮动都是极慢极慢的，但也不是不动，而是渐进的动，有理性的动，有控制的动。
4、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有效控制。开放资本账户，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前几年我们出了一个制度，即“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就是挑选一些好的、优秀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让他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慢慢的才允许大量的机构投资者进来，然后慢慢的再让那些散户，让一般的投资者进来。先放开长期资本进入，然后再放开短期资本进入，避免当时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引进过多短期投机资本流入，汲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
5、控制银行的民营化进程。大家知道，中国的银行不叫私有化，我们叫民营化。比如说农村信用社，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实现了产权的多元化；其他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慢慢实现产权多元化。这个过程是慢慢的，不是通过苏联那种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实现的。同时可以发现，国有银行不是通过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了吗？当它成为公众公司之后，不就是被民营化了吗？尽管里面还有国家的控股股份，但是也有投资者的股份。这个民营化进程是被有效控制的，而不是以突然的、大爆炸的方式出现。最近民营银行已经逐步向民间资本放开，五家民营银行已经获得牌照。
第二个中庸的金融自由化战略，是为金融部门提供相机性租金，推动渐进金融改革。中国在改革的过程当中采取渐进的方式，这当然跟1980年之后邓小平的渐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战略是有关系的。我在近期读《毛泽东年谱》发现，邓小平在1980年之后渐进式的改革战略，跟1949-1957年之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渐进化的战略几乎是一样的，他们的思维、采取的方式、所有权的多元化、以及对当时经济改革的步骤控制，都非常相近。
什么叫相机性租金呢？政府给银行租金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优秀的银行，政府会给予鼓励，不好的银行，政府慢慢的要给予惩罚，因此这个租金不是白白给银行的，而是要竞争性地获取。因此我们发现，银行尽管地位比较稳固，但是银行的危机感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政府给银行各种各样的隐性保护，隐性的风险兜底，它是有前提的，就是你要做得优秀。
在银行退出机制方面，中国政府非常谨慎。以往中国政府对于银行采取保护的姿态，我们知道，赶超战略的国家采取金融抑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保护银行，一定要让银行感觉到我是稳固的，日本也是这样。中国到现在为止，银行的倒闭为数极少。中国在解决银行的退出机制方面，一般是采取劝说制度，如果一个银行要倒闭了，我们就劝说其他比较好的银行来救助他。最近我们知道，中国要渐渐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要慢慢的把以劝说和救助为主的银行退出机制转变成为市场化的方式，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大洗牌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三，商业银行进行渐进式增量的改革。增量改革，也叫边际改革。最近十几年以来，中国股份制银行在迅速兴起，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等，这些银行都非常优秀，盈利能力都非常强；众多地方性的银行，如珠海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等，也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同时，传统的农村金融体系、信用合作体系，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原来农信社正在大规模地被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比如说烟台农村商业银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北京有北京农商银行，上海有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还有天津农村合作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渐进金融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中国人在进行渐进的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当中，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财政纪律和货币纪律。你要读《毛泽东年谱》就会发现，在1949年到1957年，毛泽东在经济过渡时期的战略就是控制货币的纪律，不能出现通货膨胀，同时控制财政纪律，不让出现更多的财政赤字。今天也是一样在执行严格的财政货币纪律，以使得金融自由化能够稳健进行。
中国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避免了过激的自由化。苏联和东欧采取激进的金融自由化，负面效果是很大的。而中国避免了过激的行为，采取渐进改革，这是符合转型的规律的。因为在一个经济转型时期，无论是法律体系的建立，还是交易者和投资者的学习过程，还是政府行为的调整过程等等，都需要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这是一个学习过程，是一个行为的不断模仿的过程。让一个投资者了解一个经过几百年才成熟的市场化金融交易是怎么回事，这是需要过程的，不是瞬间就能明白的，何况还要有法律体系的调整和重构。过激的金融自由化会造成国家金融安全的风险。当时在课上叶列娜列举了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资料，发现大部分国家外资控制银行的比例大概超过60%，银行如果被外国人控制，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就很难保证。这方面中国控制得很好，以后也要把严这个关，不要松了国家金融安全这根弦。
未来我国金融改革仍旧要坚持中庸的金融自由化战略，其主要趋势是：
第一是逐步降低银行的特许权价值。换句话说，政府对银行的保护要变小。我们现在发现，中国银行的家谱逐渐多元化，银行业的竞争不断白热化，银行破产概率不断增加。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央行要逐步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所以央行副行长易纲和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都讲到，中国的银行为了避免银行破产所造成的社会震荡，要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的潜台词，就是银行有可能死掉，因此，银行业他的总体风险也在不断显性化。
第二是利率市场化加速银行业的分化。利率市场化本身对银行不是单纯的好事。表面看来，银行都需要自由，要自由定价，但是在不自由定价的时代，银行过得很滋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存贷利差非常稳定，只要把存款吸上来，贷款贷出去，存贷利差很稳定，空间很大，他的利润很丰厚。但是现在利率一旦市场化，存贷利差收紧，他存活的艰难程度就比以前加剧很多。这个时候银行业的业务结构要被迫转型，他必须从依赖存贷利差生存的业务结构转变成为更多的依赖中间业务、依赖理财业务、依赖表外业务来生存。银行应该遵循业务结构转型的需要，不断开发财富管理、金融服务、表外业务、中间业务等，因为这些业务不在资产负债表之内，不影响资金的占用。同时，利率市场化本身有可能造成银行业的分化，那些不好的、定价能力低的银行要被淘汰掉。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在利率市场化过程当中，有些银行因为剧烈的存款竞争就倒下去了。定价能力低，金融创新能力差，这样的银行就会死掉。在存款利率自由化之后，银行定价能力本身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约束。
第三，未来中国要谨慎应对民间金融，以及由民间金融兴起而导致的局部金融危机。中国由于长期的金融抑制，导致民间金融十分发达，我们有大量的钱会、地下钱庄、地下典当业、各种集资等等，这种民间金融的兴起已经影响到了金融秩序。我们看到最近在各地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民间借贷的“跑路”事件，引起了区域性的金融恐慌和金融风险，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提倡，民间金融需要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让它在阳光下活动，这样就可以避免民间金融的负面效果。同时，要大力防范局部的金融危机，当前由于企业担保链的断裂，而导致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上升。我们在监管方面要做好应对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思想准备和机制准备。
第四是中国小微金融的崛起。这些年以来，中国的小微金融处于崛起状态，这个小微金融包括我们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也包括大量的小区型的资金互助等等。现在即使是一些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也在强调建设小区银行，把每一个触角伸到小区当中，为微型客户服务，加强对基层（如城市小区和村）的资金的动员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微型金融在中国反贫困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金融结构，小微金融的崛起可以弥补这样的缺陷，使农村和边远地区的金融体系有更好的发展，来构建中国未来的普惠金融体系。
（作者系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