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表示支持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近日外交部宣称中国将应邀出席3月14日至15日智利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高级别对话会。此举被媒体解读为中国有意加入TPP谈判，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新领导者。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深度融入全球分工、探索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符合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利益主张。为此，有必要研究和认清两个问题，以把握全球化趋势。
第一个有待观察和认清的问题是新一轮工业革命对全球化趋势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微观层面上受科技革命、产业结构调整、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格局驱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形成了本世纪初的全球化格局。第一次是上世纪40-5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密集仪器、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促进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移至德国、日本。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亚洲区域内。上世纪70-80年代，随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日本将纺织业，钢铁、化工和机械产业，汽车和电子产业分梯次转移到“东亚四小”，带来了东亚经济体内部的产业分工与贸易、投资。战后第三次产业大转移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东亚四小”及美国欧洲的产业、产品及生产环节向中国和东盟转移，通过全球价值链布局，形成全球性产业间、产业内以及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地改变国际分工格局，推动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与资本的全球化。迄今形成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全球提供生产标准和金融产品，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工业制成品及其部件，资源国提供资源的全球化格局。
本世纪以来，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掀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浪潮，势必带来全球化格局的再次调整。在此浪潮中，生产趋向智能化，3D打印等新的制造行业不断涌现，平台消费、共享经济等新兴消费模式层出不穷。美国、德国及中国的产业调整已经悄然兴起，对全球化格局造成什么影响虽然还难以判断，但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某些变化已经对贸易、分工造成了影响。从GE公司的云服务平台、Tesla汽车、Uber约车等产品的开发或生产可以看到，肇始于硅谷的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正向机械、汽车及服务业推进。在模块化生产方式下，系统集成商不断创新系统，设计标准化界面。模块供应商独立设计共享的专业模块。企业通过标准共享和横向合作，在界面的标准化、模块的统合性以及模块的功能化和专业化等方面展开竞争。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运用和驱动，在一系列工业行业最终可能形成由少数系统设计或集成商和庞大的模块族群构成的产业格局。研发设计、服务、产品及其零部件生产有可能作为模块化任务在全球范围内分工、交换与整合。届时，尖端技术、创新环境、制造工艺、巨型市场都可能成为一国或一个企业的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影响全球价值链和分工格局，其变化方向将影响全球化的微观格局。中国需要在这种变化中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培养的竞争优势，把握在全球化中的定位。
第二个有待关注和认清的问题是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可能变化及其影响。全球贸易、投资和货币体制决定了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国际规则，是影响、约束全球化进程的制度性机制。自上世纪中叶，美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以关贸总协定（GATT）及WTO为平台，努力消除国家间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也确保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支付体系和国际资本的稳定流动。本世纪以来，为维护其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链中的核心利益，美国在WTO的全球贸易体制之外发起TPP和TTIP等区域谈判，试图通过区域性对话机制，将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谈判范畴从边境措施延伸至境内措施，寻求成员国一致性国内管制措施和高水平的环境、劳工及服务业开放标准。区域性合作机制一旦取代多变贸易投资体制，区域化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取代全球化，成为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的时代特征。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历经千难万阻的TPP谈判前脚刚刚一锤定音，后脚就被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所抛弃。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反全球化措施反映了美国社会对自由贸易导向的全球化进程的反思。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提高国家福利。长期内也有助于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但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国际分工使一国没有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萎缩，劣势要素的收益下降。有证据表明美国生产性工人的相对工资下降，纺织、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的工人大量失业部分归因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引领者美国公然唱起了反调，足见全球化对美国国内就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已经大到不可忽视的地步。另外，新政府对全球化态度的转变并非意味着美国欲放弃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而退守美国利益，可预见的变化是，美国将在美国优先的前提下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因此，我们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全面考察全球化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的同时，认清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带来的影响。
技术水平、经济制度和政治局势影响并左右着全球化的方向，认清工业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分工的影响，把握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动向是中国争取更多开放红利的必要准备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