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曦
北大经济学院副教授
jixi@pku.edu.cn
一、人造资本日益丰富而自然资本逐渐稀缺
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改造着这个世界，人类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以前，我们生活在一个“空”的世界，而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正在变“满”的世界。18世纪以来，全球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从1700年的0.37万亿美元（以1990年美元计量）（Maddison，2007）扩张到了2016年的75.85万亿现价美元，人口总数则从6亿（Maddison，2007）迅速上升到74.42亿（World Bank，2017）。2014年全球人均生态足迹达到2.6全球公顷，这意味着需要约1.5个地球才能提供人类每年所需（WWF，2015）。全球的人均能源消耗从1971年的1336.8千克石油当量上升到2014年的1919.42千克石油当量，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从1960年的93.97亿吨上升到361.38亿吨。
与人造资本不断膨胀的情况相反，全球的生态系统服务正在逐步散失，生态系统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的报告显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750年的280ppm上升到2016年的403.3ppm，平均浓度达到了近百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来源于2017年10月的《WHO温室气体公报》），升幅超过44%；超过60%的生态系统服务处于退化或者不可持续利用的状态，森林生态系统的面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消失了50%。
我国在过去的几百年也实现了社会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人口总数从1700年的1.3亿（Maddison，2007）上升到2014年的13.82亿（国家统计局, 2016），经济总量从0.08万亿美元（以1990年美元计量）（Maddison，2007）上升至2016年的11.199万亿现价美元（WorldBank，2017）；人均生态足迹为2.2全球公顷，这意味着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有着与中国普通居民同样的生态足迹，则需要大约1.3个地球来支撑人类对大自然的需求（WWF，2015）。我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在过去的30年间上升了3倍和5倍，并预计将在未来的30年中继续翻番（Maddison，2007）。
由此可见，我国也正面临着一个人造资本日益丰富而生态资本逐渐稀缺、经济福利日益增加而生态福利日益减少的状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伴随着高流量的自然资源消耗，人造资本迅速积累的背后伴随着自然资本的逐渐消失，人们在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时也逐步牺牲了优质的生态系统服务。由于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生态系统已经不堪重负。经济规模日益庞大，不断被消耗和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经济扩张的制约日益显著。
二、人造资本并不能完全替代自然资本
不同的资本并不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人造资本为人类提供的经济福利并不能完全替代自然资本所提供的生态福利。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提升，人们的主观偏好也逐步由单一的“物质偏好”向“多元化偏好”转移。比如，人们对于优质环境的需求与日俱增。北京因为其发达的都市经济、繁华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公共服务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然而，近些年由于严重的雾霾以及其他的城市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或不再进来。新风系统、净化器、口罩这些“人造产品”虽然能一定程度上实现“室内空气的特供”，但却无法提供蓝天白云下自由呼吸的愉悦，而这些“人造产品”的制造和使用也是建立在资源和环境消耗的基础上的。
我们常常有个错觉，人类在不断的创造新的产品。事实上，人类只是在不断的转换产品。人造资本由自然资本转换而来，从长期来看，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决定人类福祉的不只是资本总量，更是资本丰度！理性的经济应该是把合适比例的自然资本转换为人造资本。
作为嵌套在大生态系统中的经济子系统与生态系统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从早先的玛雅、苏美尔等古都市文明的兴衰我们就可以得到初步的启示，都市文明多因自然优势而生，也多因环境困境而亡。人类经济的兴衰与环境的兴衰保持着内在的节奏。在本人已经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里，我对宏观经济的演化趋势进行了大时间尺度的模拟，发现宏观经济会因为自然环境的波动而呈现出成长、成熟、衰退、积累四个阶段，而整个这个生命周期会延续数百年，当然不同的经济生命周期长短会有不同。宏观经济在成长期仰赖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而实现人造资本的迅速积累，但随着自然资本不断转换为人造资本，宏观经济最终会因为面临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而步入衰退。如果人类经济能顺应自然，及时紧缩，等待资源和环境的缓慢积累，不断紧缩的经济也可以顺利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也就是说，虽然作为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经济子系统对外界资源有着强大的内向性吸引力，即便如此，经济子系统也会由于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而存在着增长的极限。
三、经济发展应该保持恰当的经济规模和合适的资本丰度
人类文明经历了漫长演化的农业经济时代和迅猛发展的工业经济时代。在农业经济时代，人类资本积累速度慢，规模小，对自然环境干扰小，可持续性强，但经济福利水平过低，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以空前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经济生产节奏快、规模大，人类经济福利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但对人类的生态福利造成了严重的剥夺，使人类经济本身也面临着严重的不可持续问题。不能太慢，太少，太小，也不能太快，太多，太大，我们应当学会如何去调和。因此，“恰当的经济规模、合适的资本丰度、适当的增长速率”应该成为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
21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目标是促增长，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能源、水资源等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枯竭、雾霾等城市生活环境恶化等问题凸显，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意识到盲目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张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2012年两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中国经济增长目标调低至7.5%，是2006年以来首次下调至低于8%。2015年以来对于调节经济增长预期的讨论越来越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经济增长预期设定为2020比2010年翻一番，也即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目标大约为6.8%，说明我国政府开始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过去一年中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再次降至6.5%左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稳态经济追求“存量满足，流量最小，服务最大”（Daly, 1974，2014）的核心思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相比经济增长，稳态经济强调经济内在质量的提升。对于增长过热的中国经济来说，在生态约束下保持一定的经济规模，实现结构的调整，强调资源高效配置的同时重视福利的公平分配，这对于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具备更为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Daly,Herman E. "The economics of the steady state." 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64.2 (1974): 15-21.
[2] Daly,Herman E. "From uneconomic growth to a steady-state economy." EdwardElgar Publishing (2014).
[3] Maddison, A. Chinese Economic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Edition, Deve, 2007.
附：作者简介
季曦，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学、宏观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城市经济学。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近30篇为SSCI/SCI收录（一半为1区期刊），独立著作1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亚洲开发银行课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等多项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