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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笔谈】崔建华 王燕:做大做强中国的文化产业需多措施并举

发布时间:2018-03-22


崔建华  王燕

cpku737@163.com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的5年里,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年均增长13%以上。在谈到2018年的工作时多次强调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深入推进教育、文化、体育等改革;支持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供给,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文艺创作,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档案等事业;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

“文化”也许是最难准确解释的词语之一。《易经》中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据此,“文化”就是“人文化成”。现在比较普遍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全部精神活动以及精神活动的成果,包括活动及成果的既有、传承、创造和发展。至于“文化产业”,一般认为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 1947年)一书中最初提出的,并区分了“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特别强调“文化产业”是把旧的面熟悉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的特质。“文化产业”的英文名称“Culture Industry”直观地告诉我们它就是“文化工业”,深受工业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定义是: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文化产业应该而且可以做大做强,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支柱产业。马斯洛说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不难看出,从第二或第三层次开始,对精神产品和服务的需要越来越明显。因此,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人的需要层次越往上扩展,就必然表现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文化产业的存在。美国最为典型,其恩格尔系数不到10%,世界最低,早已过了“民以食为天”的时代,文化产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美国的GDP增长和就业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2016年4月19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美国文化产业的附加值达到近7300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4.21%。而2014年美国矿业的附加值约为4800亿美元,同年美国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总附加值约为2000亿美元,文化产业的附加值比两者加起来还要高。(统计口径不同,文化产业占一国GDP的比重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发布的有关报告显示,早在2010年,美国创意产业增加值为16279亿美元,占GDP的11.1%;2010年日本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15%。)2012年,美国文化产业总就业人数为468.2万人,接近或远远超过许多的传统产业;同年,矿业就业人数为77.9万人,建筑业就业人数为553.4万人,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就业人数为113.4万人。

中国文化产业在进入21世纪以后才真正开始发展,并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2009年7月22日,《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当时它是继钢铁、汽车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是中国的第一个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具有标志性的意义。201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等内容。2017年4月,我国发布《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重点行业和保障措施。该《规划》同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以8个专栏的方式列出了22项重大工程和项目。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14%;截至2016年末,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量达297.65万户,注册资本14.29万亿元。其实,文化产业的地位与影响,也是很难用单纯的数字来衡量的,它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日本的动漫产品在全球的影响就可见一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消费是美好生活不可缺少内容,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一般的实体产业不同,作为精神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文化产业,更具有如下的特殊作用:一方面,通过文化产品的消费,弘扬正能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并进行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凝聚社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同时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一国就进入了精神文化消费的旺盛时期。中国的这一时点大致在2011年,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2017年已经降至29.3%。这说明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已经进入黄金时期,但事实上,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所作出的贡献还显得很不足。如何将中国的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笔者谈些粗浅的认识:

第一,继续深化文化领域的改革,明确“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的发展方向;继续强化文化产业的支柱地位,适时调整和更新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第二,做好政府的服务工作,营造文化产业发展良好的营商环境。在金融、税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加大支持的力度,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重点推进的文化创意、影视制作、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政策要到位、接地气,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号中。

第三,形成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重要区别在于,文化产业是市场化、商品化的,而文化事业是公益性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实际上是文化发展的两条主要途径,但二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来,而应该是有机的统一。

第四,尊重传统与发展创新并重。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产生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也为新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源泉,值得倍加珍惜和利用。同时,在互联网、数字技术等迅速发展的技术变革时代,人们的需求、消费方式乃至整个生活方式、商业模式等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与新技术变革时代相适应的文化产业新业态。传统的戏曲、相声、文物古迹等有人喜爱,现代的影视、音乐、出版、展览、娱乐服务等也大有市场。

第五,做好文化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建设,做大做强一批骨干企业或企业集群,以点带面,以区域带全局;树立精品意识,培育文化产业的品牌产品。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各级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多是以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为主。新世纪初至目前,我国分批设立了10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分布在辽宁、山东、湖南、四川、陕西、上海等省市,文化部命名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数百家。这些园区、基地以及其中的部分企业,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骨架、主干网。除国家级的以外,其它各类文化产业园全国有上千家,但大多处于亏损状态,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这是需要重视的问题。所谓精品意识,就是价值意识,特别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内涵与质量;通过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树立品牌,开拓市场。一部《战狼2》,让国人欣喜若狂,也使一些从事文化产业尤其是影视制作的公司和个人从一个维度看到了中国文化产业强大的市场容量和更加美好的前景:观影人次近1.6亿(全球电影史上单一市场观影人次排名第一),票房收入约57亿元人民币,首部跻身全球票房TOP100的中国电影(排名第55)。

第六,进一步培育文化消费市场,扩大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既要从供给侧入手,提高供给数量并改善供给的结构与质量,又要从需求侧入手,培育和扩大消费市场,二者并重。例如,将与各类文化有关的课程开进课堂,在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同时也能促进他们未来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第七,促进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走向世界市场。根据商务部2018年2月8日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1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1.1%。笔者认为,这一规模与我国的经济规模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不完全相称。而且,其中主要是文化产品的进出口,规模为971.2亿美元,我国顺差792.6亿美元;文化服务进出口293.9亿美元,我国逆差170.5亿美元。由此看来,中国不仅要扩大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化规模,也要特别注重提高文化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力扩展文化服务的出口。

第八,加强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事在人为,数量充分、质量高的人才队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

(感谢龙小鹏为本文提供的部分数据)


附:第一作者简介

崔建华,北大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副研究员。教学研究主要领域:政治经济学、房地产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的课题有“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研究”、“住房货币化分配改革研究”、“中国商业地产发展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研究”等多项;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费者行为教程》、《房地产经济论》、《企业家的失败防范》等教材和著作多部;在《经济科学》、《中国房地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数次获校内外荣誉和奖励。两次作为交换教授赴国外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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