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推进，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中国发展新优势”，报告中创新出现了46次。
创新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长盛不衰的话题，而奥地利学派无疑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开拓者。熊彼特是以“创新”理论自立家门的一代宗师，及至当下，“创新”成为普遍性的话题，重温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当下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连续性、成群出现的“企业家”是经济周期的根本成因
与哈耶克一样，熊彼特也从“生产过程论”出发，认为社会生产是由“高级物品”（原材料、劳动、资本品）生产“低级物品”（消费品）的过程，但同时他还进行了进一步抽象，将所有的物品分解为“劳动”以及“土地”（这里的土地可以理解为土地及土地所产的一切原材料，如水、林木、矿石等），再加上“资本”，就构成了生产的三要素。生产过程就是“土地”、“劳动”、“资本”三种要素相结合进行生产的过程，而执行这样组合的人，就是“经理”。熊彼特特别区分了“经理”和“企业家”，“经理”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指负责按照已有组合组织生产的人，而“企业家”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指创造出新的组合并负责执行的人，而创造新组合，就是创新。具体而言，创新主要是生产新的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推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开拓新市场以及寻找新的原料来源等，其中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即新技术）是最重要的创新形式。“经理”和“企业家”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如果“经理”也创造了某种新组合，那么他也变成了“企业家”，而企业家如果在创造新组合后按部就班进行生产，那么就变成了“经理”，换言之，只要能够创新，则人人都是“企业家”。
作为庞巴维克的学生，熊彼特理所当代继承了他的“迂回生产论”：通过创新，使用新技术进行生产，效率得以提升，企业家便获得超额利润。但是，超额利润的存在必须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产品价格不变、原材料及劳动价格不变、使用新技术的成本更低，一旦这三个条件有所变化，就会影响到超额利润。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都是以非连续性、成群的形式出现的。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稀缺要素、一种特殊的才能。现实中，每一步突破传统的前进都是艰难的，人们习惯于依据已知数据和规则来行动，因此做一件新的事情，会受到个人主观、旧固势力、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阻挠，只有具有非凡品质的人，才能进行创新、成为“企业家”，所以“企业家”的出现都是非连续、偶然性的。另一方面，一旦有人突破了既有规则，引入了新的组合并取得成功，那么他就为其他人扫除了许多困难，同时由于创新的“企业家”获得了超额利润，吸引着更多了人进行模仿、投身“创新”，就形成了“企业家”成群出现的现象。而“企业家”非连续性、成群出现，就是经济周期的根本成因。
二、“纯模式”的经济周期——只有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的经济周期
假设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各行业利润率相等，存在着富余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某企业家进行了某种创新（比如新技术），成功获得了超额利润，于是便吸引更多“企业家”进行投资，采用这种新的生产技术，因此银行信贷开始扩张。紧接着，大量的投资必然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和劳动，于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就业增加，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采用新技术，产品的产量也大量增加，因此价格开始下降；同时，对劳动和原材料的需求上升使得其价格上升，也挤压着“企业家”的利润。价格下降和成本上升使得超额利润不断缩小，投资的动力也逐渐减弱，于是信贷收缩、物价下跌，经济进入衰退阶段，直到最后超额利润为零，经济体系在更高的水平达到均衡，直到下一次创新活动的出现。
三、创造性毁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过程：繁荣、衰退、萧条、复苏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引致的繁荣，不仅仅限于创新发生的领域，还会延伸至其他经济部门。企业家的大量出现、信贷和投资的不断扩张，都意味着对各类生产要素的巨大需求，这些需求推动了相应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利润提升，进而刺激了对这些生产要素领域的投资，导致了这些行业的繁荣和扩张；同时，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也是收入的获得者，由于收入的增加，他们会加大消费，这样又带动了消费品领域的繁荣，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呈现全面繁荣之势，而且在繁荣期间还会出现各类投机现象，更会加剧经济热度。这些由创新领域的繁荣引致的繁荣，被熊彼特称为“二次繁荣”，然而它却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二次繁荣”不仅无助于平抑经济周期，反而会助长助跌，起着“火上浇油”和“雪上加霜”的效果。在“二次繁荣”的过程中，由于价格上升带来的利润增长，使得许多已经被淘汰和被抛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熊彼特称之为“旧企业”）重新投入使用，进一步拉动了物价和就业，扩大了繁荣；然而，当创新领域的超额利润重新趋零即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些落后的“旧企业”就会被再次抛弃，导致大量失业和生产资料弃置，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产品积压、物价暴跌等。并且，由于这些“旧企业”破产，无法归还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会导致银行进一步收缩信贷，加剧经济下滑。于是，经济体系在衰退后不会回复到均衡状态，反而会因为“错误的繁荣”进入萧条期。在萧条时期，有些“旧企业”被完全放弃，有些则做出调整：或是转向别的行业，或是采用更新的生产技术和方法，而这样的调整又会重新吸纳就业和生产资源，使得经济逐渐恢复起来，经历一个“再吸收”过程后重新达到新的均衡状态，这就是经济复苏的过程。与“纯模式”情形下一样，“四阶段”的一轮周期过后，经济也不会退回到最初的水平，虽然萧条期内会有破产、大量失业、资源弃置等损害经济发展的现象，但由于创新和新技术的全面应用，生产的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周期之后的均衡水平也会高于先前，因此，熊彼特将这个过程命名为“创造性的毁灭”。
四、“创新”共有五种形式：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原料来源、新组织形式
新产品几乎都要基于新技术才能产品，因此新产品和新技术可以归为一类，即“技术型创新”，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创新，三次工业革命均属于此类。
新市场一般指国际市场，如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均靠开拓海外市场来发展经济；新的原料则既可以由国内开发，也可以来自进口，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所有原料都自给自足，而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需要靠出口原材料来发展经济；因此，新市场和新原料来源都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可合称为“贸易型创新”。
新组织形式则是单独一种创新，如分工就是一种典型，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里提到的分工制针的故事就是新组织形式提升效率的例子，分工与专业化也是新组织形式最重要的内容，其他的事例还有股份制、有限公司、行业协会等，这类创新可统称为“组织型创新”。
三种创新类型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可以同时发生、相互促进。如分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专业化，专业化又有利于进一步创新技术。技术创新的结果是产品的大量增加，但是如果开拓的新的市场，则有助于扩大销售稳定价格，延缓技术红利衰退；此外，通过对外开放，还可以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历史上，股份制企业在荷兰、英国等国开拓海外贸易时起了重要作用，这便是“组织型创新”推动“贸易型创新”的经典案例。
五、在“组织型创新”和“贸易型创新”红利逐渐消退之时，发展科技，鼓励创新，以新技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带领中国经济步入“技术型创新”周期，将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以资金为突破的“资金驱动型”，其中资金的来源可分为“自愿储蓄”和“货币注入”，但无论资金来源如何，消费品是否充足决定了一轮周期后的经济是否实现发展，换言之，消费品的充足程度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程度。因消费品不足导致发展未实现或部分实现的周期可以称为“哈耶克Ⅰ型”，在消费品充足基础上的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周期称为“哈耶克Ⅱ型”。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以“创新”为开端，即“创新驱动型”，根据创新的内容，又可分为“技术创新型”、“贸易创新型”和“组织创新型”三种经济周期。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种“哈耶克型”和三种“熊彼特型”的经济周期有可能相互叠加、相互促进，形成混合式的经济周期，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型赶超战略，数次因为农业的落后导致工业化进程受阻，就是很明显的哈耶克Ⅰ型经济周期；改革开放后，改革可以视为熊彼特“组织型创新”，开放则是“贸易型创新”，通过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可视为“技术型创新”，加之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轻工业发展迅速，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短缺问题，还为重工业化的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又形成了哈耶克Ⅱ型周期。因此，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周期，既是熊彼特型经济周期的内部叠加，也是哈耶克型与熊彼特型的混合。
自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奥地利学派再度出现繁盛趋势，而近年来“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思潮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强调，也促使人们重温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理论，不仅对于其他学派的兴起有着启迪作用，也对当下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即在“组织型创新”和“贸易型创新”红利逐渐消退之时，发展科技，鼓励创新，以新技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带领中国经济步入“技术型创新”周期，将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