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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笔谈·2019】王跃生 | 把握国际经贸规则趋势,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

发布时间:2019-03-20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9年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这一论述中关于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下面就如何认识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与制度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实施规则、制度型开放,以开放促进深化改革,谈一些看法。

一、把握全球化时代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和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经济循环的有机组成部分。WTO规则成为我国加入全球经济循环的基本制度和规则基础,也大大促进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一制度和规则基础,至今仍是全球经济的基本制度基础。

然而,同样应该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比之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全球一体化的深化、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发展,使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日益无国界化,全球日益成为一个统一市场,这就客观上要求具有同一的经济制度基础和同一的竞争规则。由于这种变化,WTO这一以自由贸易和消除壁垒为指向的规则显得越来越不足,成为相对落后于经济现实的规则。比如,WTO的要求大多是一些边境措施,但当跨国公司把它的生产布局到全球以后,它就不只要求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它在海外的投资、生产、经营等活动得到平等的非歧视待遇,要求有关国家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包括企业制度、市场开放、政府补贴、竞争中性等等方面的环境。也就是说,不仅注重边境措施,而且注重“边境后”或者“边境内”措施。这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国际经贸更高水平规则的发展趋势。

实际上,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近年来一直在推动这类规则的实施。在奥巴马执政时代,美国试图通过区域性多边组织与规则来推进这一趋势,诸如TPP、TTIP、TISA等。特朗普执政后,其个人执政风格觉得多边机制缓慢、效率低,干脆退出TPP,搁置TTIP, 同时通过极限施压、挑起贸易战,对主要贸易伙伴各个击破。他所达成的贸易协议,当然侧重保护美国利益,但实际上也是通过推行高水平开放要求其他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减少对美国所谓的不公平竞争,其指向与上述趋势一致。至于欧盟和日本,他们一方面在开放市场和补贴等方面与美国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在制度与规则方面则与美国高度一致,只不过他们试图通过WTO改革、多边区域协定来推进这些制度与规则。

无论如何,中国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国际经贸环境。在当前的中美贸易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WTO改革谈判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特点。中国要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达国家打交道,要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环境状况。

二、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我们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

不难看出,国际经贸制度与规则的上述发展趋势对我国经济和贸易体制提出挑战:这些新规则新趋势的许多要求,恰恰针对着我国经济体制的短板,大多也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自身要求。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改变某些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不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和做法,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激励创新,也必须在制度规则上做出重大的调整与改革。

实际上,对这些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这样的制度改革是否会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属性,二是担心这种调整改革是否会冲击我国企业与经济,我们是否能够承受。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就前者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性是共产党领导,公有制为基础。这两条并不会改变。比如国企改革,无论怎么改都不是要取消国有企业,而是改革其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厘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和补贴;再比如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对于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资,实现我国经济结构升级,至为重要;而竞争中性,则是更好地保护所有经营主体在竞争中发展的必要条件,特别是促进我国民营大发展的必要条件。

至于承受力问题,只要回顾一下入世的过程就足够了。入世之初,很多人认为狼来了,中国企业将大面积倒闭,“国将不国”,实际上入世并没有对中国企业造成过大冲击,反而是使我们在竞争中成长壮大起来,对中国经济促进巨大。此次根据国际趋势推进制度型开放,短期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但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有足够的信心。我们也可以根据国内情况,适当地安排过渡期,有管有放。

三、以开放促改革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

中国改革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开放互为条件和因果,改革开放是触及很多集团和个人根本利益的革命,改革需要巨大的动力和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入攻坚区,阻力巨大,拖延和反对改革开放的观点和集团势力强大,一再发生的各种争论就是证明。此外,还有各种出于意识形态僵化带来的“低级红、高级黑”,似乎一改革就不红了,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似乎民营企业可以寿终正寝了,诸如此类,都是改革的阻力。如果没有开放的压力和动力,深化改革困难重重。

入世经验表明,开放和可以大大促进改革。开放可以引入新企业、新规则,可以让新制度、新做法的利益让社会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加快新制度新规则的扩散,可以减少实施新规则的阻力。所以,以开放促改革是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如果这一波对外开放潮流推进顺利、把握得好,可以成为继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开放潮。

 

王跃生

 
 

北京人,1979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1985年12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兼任教育部经济贸易类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商务部投资促进局等机构对外经济顾问/咨询专家。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国际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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