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时期。“十四五”期间，金融领域的任务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撑。“十四五”期间，高校中的青年学生将是第二个一百年第一阶段（2021-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任务的承担者。
金融研究应继续结合金融教育，尤其是金融基本知识的教育。2021年3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题时说：“我想对青年学生们说几句话，不管你们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样的志向，一定要注意加强基础知识学习，打牢基本功和培育创新能力是并行不悖的。树高千尺，营养还在根部。把基础打牢了，将来就可以触类旁通，行行都可以写出精彩。”教师在前沿的研究和在国外一流期刊的发表，其中最基本的理念、思考方法，需要结合现实的金融实践，用浅显易懂的方法，优先转换为当下课堂上能够被学生所吸收的营养。重视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固然是必要的，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的教学成果对青年学生的培养和未来人才的造就同样不容忽视。
金融研究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保持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服务。我们为何要这样开展金融工作？如何要建设这样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西方人没有义务来理解我们的中央银行制度、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金融体系和金融开放政策，金融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学术语言，让其他经济体理解我们的金融发展理念。
金融研究要帮助培养青年学生有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知识素养和能力。二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金本位作为支撑体系的基石之一。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随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以浮动汇率制度的牙买加体系。对这一段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变化历史的研究是展望未来的基础。未来15年，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秩序如何构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都是放在金融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未来的金融治理体系尤其需要防范自身的认知盲区，不能被学科领域之间的人为界限和利益约束所限制和羁绊，不能被表面的“冰山一角”所误导，忽视了当前无法观察到的、隐性存在的风险。为此，需要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之间开展空前的相互渗透、构建一体化的宏观金融、风险防范的战略研究力量，进行相应的能力建设。
气候变化成为导致经济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未来，类似的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的政治、地理、生物、医学、物理等领域的重大变化，需要我们超前布置研究力量，避免我们的研究滞后于全球其他经济体。类似变化可能引发的抵押品价值缩水和信贷条件收紧，最终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和宏观金融风险。
面对未来，系统性风险和宏观金融治理体系的一体化程度和能力建设需要加强。从宏观和经济整体治理的高度，面向数字经济生态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超前布局一体化战略研究体系和能力建设，在宏观金融体系方面形成未来的新优势、新格局和新理念，比如，在宏观金融治理体系实践中运用机器学习技术等。
2020年，美国脸书（Facebook）计划推出“天秤币”（Libra），这一全球稳定币计划以主要经济体的法定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作为储备资产，按与储备资产价值的比例确定稳定币的发行数量。与比特币相比，“天秤币”被预期具有更稳定的币值和更广泛的支付场景。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和美联储均肯定“天秤币”带来的便利，认为该稳定币将使包括跨境支付在内的境内外支付变得既快捷又成本低廉。但是，稳定币也很有可能会给各国的宏观金融治理带来不小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稳定币支付信息独立于现有中央银行支付体系之外，中央银行无法有效进行监管；稳定币支付系统点对点，不需要银行提供结算转账或SWIFT系统的中介服务；对于稳定币的跨境支付，单个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难以进行全面的监管；稳定币用户的资金安全可能缺乏保障，发生诈骗、盗窃和造假的难度可能下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此会上升。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启动数字货币研究和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相关工作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很多区域性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但未来依然存在一些重大课题需要研究。比如，现有法定货币体系如何适应未来数字经济生态？如何积极参与数字化货币的全球变革，更为主动地应对稳定币带来的深刻挑战。
霍尔和西勒在《利率史》中记录了4000年来特定地区利率的变化历史。有了长周期的数据支持，关于利率的长期趋势，学者已经认可一种观点：人类社会的利率长期趋势是走低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均衡实际利率明显下降（甚至为负），通胀和产出低迷。量化宽松（QE）和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尽管如此，国际清算银行还是肯定地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提供了政策空间和政策灵活性。在主要经济体负利率环境下，这些国家的银行将流动性没有转换为信贷，而是存回中央银行。从实施的地理范围来看，负利率政策在欧元区、日本和匈牙利都已经实施。除了瑞士和日本外，已经实施负利率的经济体都出现了货币贬值，这与跨境资本流动方向由流入这些经济体改为流出有关。危机后，投资者对安全资产偏好上升，银行为此必须持有大量安全资产。在实施负利率的经济体中，负利率政策导致未来短期利率预期走低，期限利差缩小，收益率曲线下移且扁平化。负利率政策弱化了通过存款流向贷款的传统渠道，欧洲银行当中，存款占比高的银行，其贷款增速反而较低。从长期看，负利率政策会损害中央银行的声誉和公信力。在低利率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常态这一环境下，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变得尤为可贵。全球低利率常态对我国而言，风险在于可能带来资产泡沫风险。虽然面对外部经济体低利率环境，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和灵活性很大，没有必要考虑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但是如果不推进改革，企业融资成本依然可能居高不下，金融依然可能缺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亚里士多德2300年前提出的观点后来被熊彼特认为没有价值，熊彼特在这个判断上是否可能是错误的？是有可能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表述一种金融发展理念，那就是，金融发展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李连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学系副主任，在EconomicInquiry,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ina Economic Review, 《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出版《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微观基础研究》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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