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战略和中国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与全球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已经是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市场波动及需求变化对于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如果回顾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关系格局的不断修正既是基于对中国自身发展模式和增长机制所面临的挑战的一种“相机抉择性”的回应，同时也是基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的洞察与适时调整。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初步参与全球化，到21世纪初期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逐步加深，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外贸紧密地联系起来，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奠定。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有25%左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所提升，世纪之交时达到40%左右，从这一时期起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开始高于进口依存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迅速地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当中，对外贸易依存度亦开始大幅度攀升，2005-2007年连续三年保持在60%以上。但这一局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已明显不同于入世后的最初几年。虽然在少数年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仍有小幅增长，但整体上呈现出下滑的趋势。2015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下降至35.6%，这也是入世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首次低于40%，这大致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而在此基础之上2016年和2017年又有小幅的下降。这一变化本身意味着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在不断的调整当中，一方面是国外需求的下降，一方面则是国内需求的提升。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1985-2017）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编：《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报告》，中国海关出版社2018年版，第964页。
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近二十余年间中国对于国内需求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强调，决策者和学术界对过度依赖外贸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有了深刻的反省。而在每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经济危机中，内需都是中国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引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大幅减少，中央从1998年开始推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放松银根，同时拓宽消费领域、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通过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拉动确保了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度引发世界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乃至国内经济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影响，“扩内需、保增长”依然是稳定经济的关键。事实上，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之潮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重新泛起，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而中国分别遭遇了其中的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而今天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更是极为频繁，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正在成为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考量之一。
2007年服务和货物贸易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1%，这一指标在2008年迅速下降至9.0%。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服务和货物贸易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并不稳定，有的时期甚至为负，而内需则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消费已连续六年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2%，拉动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拉动经济增长0.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在近年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内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外贸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这一历史趋势的形成是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和中国自身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如供给侧改革和刺激内需政策）的共同结果。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内部需求都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要素。
近几年来，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多变，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升级，英国的脱欧、德法等国右翼势力的崛起、美国的特朗普主义无一不是打着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旗号，所有这些都给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以及国际贸易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外部需求的变化与国际环境息息相关，中国需要未雨绸缪，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发展战略做出及时的调整，在坚持对外开放发展战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构建全新的开放格局以适应全球化的新变化和新形势。
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进程来看，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时期，中国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深度参与国际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在出口导向模式的推动下，中国制造的工业品凭藉成本优势迅速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变化为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奠定了体制基础，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化中充分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中国深度融入了世界，世界也从中国的参与中获得了动力。然而对于一个超大经济规模的国家而言，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过度依赖国际循环所蕴含的内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是巨大的，全球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去全球化”战略已经显示出全球化的另一面，对此中国必须有充分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四十多年来，中国在技术改进和提升全球市场份额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很多领域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并不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几十年来的技术引进实践证明，并非所有的技术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高精尖技术。中国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顶尖精密仪器等领域的技术短板已日益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一直保持快速攀升的态势，然而与美国相比，我国在基础研究经费、R&D经费投入规模以及投入强度等方面仍有明显的差距。
今天，我们应以系统动态平衡的观点来理解双循环战略，并以之作为构建“改革-开放-发展”新格局的方法论基础。双循环并不意味着对国际大循环的放弃，在当下的国际背景下推动内循环，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加速消除国内经济在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的体制障碍，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产业技术的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一如既往地积极拓展外部发展空间，依托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打造崭新的开放格局，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以及全球化规则体系的制定当中，寻求与更多国家的合作共赢，减少逆全球化潮流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损失；另一方面则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全面构建有利于推进技术自主积累与创新的制度环境，从而加快推动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整体提升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进而改进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地位。总书记在《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高水平动态平衡”这一提法非常重要。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系统动态平衡、国内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系统动态平衡、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动态平衡、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特征。双循环战略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前提是开放，其落脚点是推动国内的体制变革、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型。对于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首先是办好自己的事，以系统动态均衡的视角补好自己发展的短板，促进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强化我国创新型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不是以国内循环取代国际循环，更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要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动能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更高的水平、更有效的方式、更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未来的国际大循环。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中国论衡》《中国农村》《中国方略》《问道乡野》《天下农本》《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等20余部，并出版《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及《老子心诠》《论语心归》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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