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渐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前，中国商品市场发展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基本实现了由市场定价主导，但是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面临着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问题。这也正如《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对于“双重运动”的论述，应该平衡以效率至上的市场原则和考量公平和福利的抵抗市场的力量。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均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要素顺畅流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列为2021年政府工作重点和“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而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一、破解资源流动堵点，矫正资源要素错配，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
健全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机制，矫正市场主体间资源错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中国经济拥有1.3亿多的市场主体，其中企业数量高达4000多万。在这些支撑起中国市场经济活力的企业中，规模大小、所有制结构、研发经费投入水平等因素造成了不同企业生产效率差异的广泛存在。中国经济的整体生产效率，不仅取决于哪些市场主体获得了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的机会（选择效应），更关键的是要素资源如何在拥有不同生产效率的市场主体之间分配（错配效应）。近年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打消一度甚嚣尘上“民营退场论”疑虑、制止资金空转避免脱实就虚的困境、抑制房地产泡沫产生，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资源错配问题。“十四五”期间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的领域向优质高效的领域流动，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把发展围绕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构建房地产业发展长效机制，推动促进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全面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完善“人地资金挂钩”政策体系，优化土地劳动力资源配置，推进区域协调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先后出台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失衡”与“南北差距”等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扩大。但由于行政指令性的资源管制和配置方式，包括对建设用地指标审批和分配，户籍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的管制等，都造成了土地与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人口的地理空间迁移能力随着中国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集中建设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大量劳动力可以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跨区域流动。然而，城市居住证制度以及户籍准入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向着生产效率较高的地区特别是一线城市的集中，限制了集聚效应发挥。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劳动力迁移规律相背的是，土地资源特别是建设用地指标的审批和分配不合理，呈现出与劳动力“倒挂配置”的特征：一方面，城乡建设用地配置失衡，农民工在城镇和乡村“双重占地”，造成农村土地利用的浪费；另一方面，区域间建设用地配置失衡，土地指标过度向欠发达地区倾斜，造成东部土地不足限制发展，西部土地指标冗余无效率使用，限制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土地资源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水区，“十四五”时期应改革土地计划的管理方式，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探索建立全国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通过调整建设用地指标向人口流入和拥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区域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意义上的均衡发展。
二、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释放有效需求牵引供给。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2019年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0%，但距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同时，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仅有44.38%，至今仍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在城市落户。由于现行户籍制度与是否拥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等）的权利仍存在挂钩，因此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考验着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一方面，地方政府过于重经济发展而轻公共服务提供，导致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能满足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扩容一个户籍人口而导致的财政性资金增量远超流动人口的人均财政贡献，在财权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激励不足，这些因素都阻碍着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四五’期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为实现这一目标，应该从两方面为农村转移人口减负松绑，促进城乡人口流动：一方面，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建设用地年度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地钱挂钩”机制，加大对于人口流入地的经济资源支持；另一方面，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农村转移人口农村权益的退出和补偿机制，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拉动消费的大幅增长，同时还能刺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完善城市住房体系，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权益，释放城市居民消费潜力。“十三五”期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4亿多人，接近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中等收入群体已然构成了城市居民的中坚力量。然而，随着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全国范围内住房价格持续上涨。面对高房价，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无能力购房，游离在保障与市场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因购买了商品房而承受着高房贷的压力，挤占日常消费支出。房价的上涨通过“为买房而储蓄”推高了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恶化了资产负债表，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住房保障问题已然成为了中国突出的民生短板。通过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多策并举。一方面，“房住不炒”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基调，通过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出台房产税制度，支持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机性需求，能够有效缓解房地产市场高房价问题。另一方面完善住房保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强调增加土地供应、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多策并举地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帮助中等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不因住房开支而减少。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有着较强的边际消费倾向，预期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能够让广大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有助于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有效提振国内需求，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和动力。
总之，促进国民经济循环，构建需求供给均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落脚点。通过破除资源流动的堵点，矫正资源错配，贯通要素循环流转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有效衔接。通过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数学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和计算经济学。研究成果在Journal of Economic and Dynamic Control，《财贸经济》等中英文重要期刊发表，研究获得北大百度基金和北大林肯中心基金支持。
施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北京大学金融专业硕士。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供稿单位：经济学院科研办公室
供稿人：李博、施瀚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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