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5月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顶层战略随之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不仅是我国应对全球贸易环境恶化的短期决策，更是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律。一方面，内需“进口依赖”、产出“出口依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虽然可以迅速拉动经济增长，但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的过程中容易被发达国家“俘获”，无法进一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工业产值常年稳居世界第一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进出口依赖，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激发内需潜力，进而通过内需市场反哺产业升级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我国也完全有能力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以此为依托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庞大的内需市场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
近年来，全球经济进一步萎缩，“逆全球化”趋势不断上扬，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更是加速了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但从国内经济局势来看，尽管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6.8%，但自第二季度起迅速反弹，同比增长3.2%，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整体呈深“V”型发展趋势。这一方面归功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迅速而成效卓著的防疫抗疫工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已经形成的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经济增长的基本盘保持稳定。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大关，人均消费性支出也超过2万元，远高于同发展水平时期的老牌发达国家。而且，我国潜在消费能力巨大，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仍待挖掘。庞大的内需市场不仅可以缓冲外部需求震荡，减少外需下降对国内生产端的压力，而且可以倒逼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步伐，促进国内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之间的循环互动。可以说，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同样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
二、强大的工业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工业生产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工业体系建设。从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改革开放之后不断调整的轻重工业均衡发展，我国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工业体系不断完善。1952—2019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近千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0%。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钢铁、化工等传统工业已基本跨越一般技术瓶颈，逐渐摆脱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依赖地位，新能源、人工智能和5G通讯等新兴产业也进入发展快车道，并向传统产业渗透。如今，我国在轻重工业中均涌现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虽然近年来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但仍然存在结构红利，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大，依然可以依托优化资源配置提速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不管是从体量还是结构，抑或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力来看，我国的工业体系足以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工业支撑。
三、日臻完善的技术创新系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牢靠的科技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导下，我国技术创新系统日臻完善。研发投入逐渐增加，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由2013年的1.99%增至2019年的2.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多达13万家；技术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专利申请授权数由2013年的131万件增至2019年的259万件；创新质量逐渐提高，创新含金量最高的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量由2013年的20.77万件增至2019年的45.28万件；创新结构不断优化，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申请授权数占专利之和的比重分别由2013年的15.8%、52.8%和31.4%调整为2019年的17.5%、61.0%和21.5%，实质性创新产出增长明显；创新国际化能力持续增强，PCT专利申请量由2013年的22924件增至2019年的60993件，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比重持续维持在50%以上；区域创新呈均衡发展态势，东中西部创新水平差距逐年缩小，中西部专利申请授权数量占比由2013年的26.8%增至2019年的28.2%，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由2013年的1.07%增至2019年的1.32%，增幅23.4%，快于东部地区增幅14.9%；区域创新网络体系日渐完善，创新网络由单极模式逐渐演变为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多个城市领跑全局的多极模式，跨省份的创新扩散效应逐渐加强。目前来看，虽然我国仍然存在技术“卡脖子”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仍需进一步挖掘，但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已经有能力为下一步的自主创新提供研发基础，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技术保障。
四、超大体量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强大的要素比较优势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逐渐由全球价值链低端的边缘国家跻身为上接发达经济体，下连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价值生产枢纽国。特别是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以来，我国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依托互惠平等、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和市场网络，积极采用“先发展再分配”、“共商共建，成果共享”的“中国方案”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合作，在通过贸易往来和对外直接投资加快沿线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国内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如今，我国已是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服务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引资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如此庞大的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为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进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奠定了牢靠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优势。
综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打破既有国际分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避免“中等收入现象”，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强大的工业体系、日臻完善的创新系统以及超大体量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模使我国完全有能力构建起“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以此为依托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王桂军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和《经济学动态》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供稿单位：经济学院科研办公室
供稿人：王桂军
美编：单祎琳、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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