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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家学者热议2023年“两会”热点(一)

发布时间:2023-03-07

  编者按:自2014年以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依托专业优势,发扬经世济民之担当,每年“两会”期间,组织本院学者围绕“两会”热点,紧扣政府工作报告,畅谈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学院官微和官网分别开设“北大经院两会笔谈”专栏,北大新闻网进行连载、北大校报发布专版、国内重要报刊和新媒体提供了广泛报道支持。目前,学院已推出“两会笔谈专辑”9部,共收录540余篇时评文章,分别是:《中国改革再出发》(2014)、《全面深改关键年》(2015)、《时代节点的眺望》(2016)、《身向雄关那畔行》(2017)、《雄关漫道从头越》(2018)、《变革中看格局,浪潮处听思潮》(2019)、《直面冲击,面向未来》(2020)、《直面新挑战,聚力新征程》(2021)、《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2022)。如今,“两会笔谈”已经成为研究“两会”经济热点、分析国民经济现状、提供相关政策意见的重要思想阵地,产生了良好的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

  


 

董志勇: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主编,教授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为5%左右,这一经济增速目标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科学务实之举,也是严谨客观之态。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宏观经济最主要的矛盾,以稳经济作为各项政策发力的关键点,在保增长、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三方面下足功夫,多措并举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现实问题。

  

  具体而言,应从五个方面做好今年工作。第一,要尽快为市场主体“松绑”,激发市场活力。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广大市场主体,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疫情期间,为了在特殊时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身体安全所采取的特殊管制政策,要尽快加以放开,持续加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要进一步结合内需外需,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高质量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要坚持内需外需互补的系统发展观念,在持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高水平外需的同时,发展好内需。另一方面,要推动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之间协同开展。

  

  第三,要处理好外部压力与波动的国内应对与传导。可以预见的是,当前某些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针对性施压是长期性的,给我国经济自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外部压力。我们要沉着应对,做到不被外部施压牵着鼻子走,以系统而完整的策略展开应对。

  

  第四,要慎重使用短期刺激手段,并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今年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之间的平衡与协调。目前地方债务问题较为突出,短期内,中央适时的统筹调度必不可少,而从长期看,还要继续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促进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长期健康有效发展。

  

  第五,要进一步推动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改革。从长期来看,更为重要的是树立起更强、更为长远的发展信心,理解并权衡好实现各个增速所需的成本与收益。人口问题、央地关系、创新经济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是需要长期予以应对的问题,需要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与艰巨性,久久为功,不断推动改革加以化解。

  

崔建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坚信中国经济定会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迈出新的步伐。

  

  202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与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从世界范围尤其是主要经济体来看,已经是比较高的了,这也是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的具体体现;宁要高质量的中低速增长,不要低质量的高速增长。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23年将有所侧重,消费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这里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恢复消费,克服此前近3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受影响比较大的行业、产业如餐饮、娱乐、文化等行业产业的消费尽快恢复到疫情前同期的水平;二是扩大消费,进一步释放消费的潜力。大宗消费、生活服务消费、农村消费等都是扩大消费的领域所在。

  

  要实现恢复和扩大消费,又要进一步关注以下两点:一是要增加居民收入,让百姓更加有钱。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有稳定的收入才能有稳定的消费预期。居民收入的增加要在“多渠道”上做文章,综合施策。二是要清理消费政策,破除消费障碍,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消费政策尤其是商品房、汽车等重要商品的消费政策的制定要有高度,不能只考虑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因素,而必须定位于有助于解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商品房、汽车不仅仅是住所、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现有的很多消费政策必须清理。

  

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梓材”讲席教授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这不仅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品供给是否稳定,也直接影响到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地方债分为“显性债”与“隐性债”。我们研究发现,截至2020年底,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债余额为19.14万亿元,所欠的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为21.35万亿元,两者相加为40.49万亿元。假定2020年底至今这部分隐性债的余额没有增加,在考虑到显性债,则到202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加隐性债的余额之和会达到75.59万亿元。

  

  中国地方债规模之所以愈来愈大,这里有深刻的制度原因:第一,地方融资平台以地方政府专项债为资本金,在承担地方政府所委托的地方基建项目的过程中,衍生出许多商业性投资项目,往往是一元钱的专项债资本金会生出几元钱的投资生意。一旦发生投资风险,又可以以承担政府委托的基建项目为理由要求政府担保和救助,这里具有十分巨大的道德风险,正是这种道德风险又会进一步让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具有扩张倾向。第二,在各种“公共与私人合伙”(PPP)项目中,从项目回收偿还的角度看,也存在着“搭便车”现象。据我们研究发现,截至2021年10月底,中国在库的PPP项目达到9081个,投资总规模达到14.16万亿元。但在全部的PPP项目里,需要政府付费或者由政府对可行性缺口进行补助的项目投资就占到PPP投资总额的90%。这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的又一个根源。第三,地方政府以地方债支持基建投资项目作为其拉动GDP增长的手段,这也是地方债规模居高不降的一个原因。

  

  因此,为了完善地方债的管理体系,我们应该切实切割接受地方政府委托从事公共基建项目的城投公司与从事商业性投资的企业;地方政府对于公共品属性不明显的投资项目,可以考虑卖掉一部分,回收的资金用来偿还地方债。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切实加强对地方政府利用地方债为基础资金、以基建投资拉动GDP的项目可行性与效益进行科学评估,管控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经济学系主任,教授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今年的全国两会凝心引航,众所瞩目。回首2022年,我国经济在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下依然保持了3%的增速,经济实力与社会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部署的诸多指标任务基本完成,这充分展现了在长期积累的完备生产体系、逐步凸显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释放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快速成长的数字经济新引擎等的基础之上,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且长期向好。展望2023年,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国家发展的基础与根本在于教育、科技、人才。作为经济学高等教育的教师,肩负着研究中国特色经济学和塑造经世济民之才的双重使命。任重致远、责无旁贷,吾辈同道必将以身作则、勤学不倦、躬身力行,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为培养信念坚定、技能过硬、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而奋斗!

  

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

 

  李克强总理在2023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去年和过去5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提出建议,提出今年经济增长5%左右,物价上涨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等目标。以上经济目标凸显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二十大后经济政策的理性务实,又充满希望。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迅速恢复,有一种大干快上、迅速把过去几年损失夺回来的情绪。比如,对于今年的经济增长,一般都认为会定在5%以上,有些人甚至认为应当定在6%以上。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5%以上甚至6%的目标,而是提5%左右,关于对外贸易,提法是促稳提质,没有提出过高要求。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是客观理性的,长期来看是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如果提出更高的目标,经过努力和刺激,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有可能带来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利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目标。就外贸外资而言,去年由于各种因素,外贸和利用外资都取得突出成就,但今年的情况很不相同,如果外贸能实现总规模的基本稳定,争取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不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就是很大的成功。外资则重在稳定大盘、提质增效,不以低质量外资数量增长为主要目标,而以高水平、新业态外资为主要方向,使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积极因素。这是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的难点,也是重点。

  

刘怡: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教授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大后首次全国两会在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中拉开帷幕。3月5日上午,我在人民大会堂同两千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听了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系统地回顾了过去一年和五年的工作,并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提出建议。过去一年,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疫情等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实现了经济平稳运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各项成绩的取得极为不易。过去五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我国在世界变局加快演变、新冠疫情冲击、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之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脱贫攻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在看到发展成就的同时,报告指出,“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针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风险,民生领域尚存的短板等,报告直面问题,显示了政府的责任担当。展望2023,报告聚焦发展进程中的重点问题,提出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总体来说,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直面问题,展现了我国政府的务实担当,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奋进力量!

  

王一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主任,教授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总理对过去极不寻常的五年所做出的成就做了准确的概括,“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成果丰硕,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脱贫攻坚任务胜利完成,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2023年主要目标给出了预期,这些指标数据大多与去年接近,除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从去年3%提高至5%左右。我认为总理给出预期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是合理的预期。

  

  作为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我觉得要基于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和社会现象,深入探讨出全新的经济学理论,这里不可忽略的是地方政府这一重要的角色,它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没有的。党中央经过对宏观经济形势研判后制订宏观经济政策,各地的地方政府组织资源进行执行,各地政府在认识和执行层面存在很大差别。此外,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国家在不断深化其改革,提高核心竞争力,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

  

  一方面,我们要创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理论,以更好指导中国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国当前存在的很多问题入手,组队与实际部门合作,深入现场,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才更显经济学者的价值。比如各地都有各级的经济开发区和产业园,并且几乎都是大同小异,其主要看重GDP和税收,因为只有生产端才有计入。比如,当下在鼓励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但要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必须解决以下两个技术性问题:(1)政府机关单位、企业里各个职能部门使用不同软件公司开发的软件,导致数据难以联通;(2)现有软件开发模式成本高、时间长,导致用户单位不愿意做太多的前期投入。

  

锁凌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教授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政府工作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提到,要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加强养老服务保障。这可谓是敏锐地关注到了巨量人口快速进入老龄社会过程中养老工作的“重点”、“痛点”。《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14.9%,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这时候,如果养老服务体系准备不足、供给相对短缺,养老的综合成本就会持续上涨,严重侵蚀养老“钱”的购买力;如果居民手中空有养老钱,却买不到价格和质量都恰当、数量也充足的养老服务,所谓的老年经济安全就是空谈。

  

  过去五年间,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通过税费、用房、水电气价格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1.8万个,五年间平均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但即便如此快速的调整,也很难适应我国人口结构转换的速度,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少且远未实现社区全覆盖,护理人员队伍年龄偏大、职业技术水平偏低等问题也十分突出。未来我们还需广泛动员社会多元力量,充分提供各类政策支持,以持续增加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提升服务质量、合理控制成本水平,构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满足老年人群体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

  

赵留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经济史学系长聘教授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增长目标为5%左右。不少人认为这一目标略低于此前市场预期。但笔者理解,这一目标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它充分考虑到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继续传递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决心。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挑战。第一,一些国家采取技术封锁、贸易战等一系列措施来遏制中国,试图阻止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这对我国的科技产业、出口企业及相关产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二,当前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存在安全和政治风险,特别是一些重要地区的地缘冲突加剧,给跨境贸易和投资都带来了巨大风险。第三,由于美国加息、全球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大波动,这对企业的对外融资和对外投资带来了负面影响。第四,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环保问题凸显,这对中国能源进口和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压力。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因此,中国需要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型,这意味着不仅仅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更加注重发展效率和发展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经济还面临结构调整压力,房地产下行风险仍未解除,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压力亟待化解。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不仅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史学系长聘副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投资、消费、出口贸易,共同构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亟待复苏的背景下,为什么今年尤其要强调“消费”的重要性呢?

  

  第一,重视消费是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当前强调消费的重要性,不仅仅是面对疫情三年影响的恢复之策,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

  

  第二,重视消费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目标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能够为消费提供不竭的动力。消费不断升级,才能真正能达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本质要求。

  

  第三,重视消费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现实需要。对于政府而言,消费是目前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也是最容易的选择。可以预料,短期内经济政策目标还是会聚焦在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等方向。

  

  第四,重视消费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个人获得感的高低主要也取决于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消费是最关键的一环。

  

蒋云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教授

 

  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平实低调地总结了政府过去一年和五年的工作,在社会保障方面我们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金制度,住院和门诊费用实现跨省直接结算,对困难行业企业社保费实施缓缴,大幅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这些是我们在遇到疫情等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下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一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保险体系建设方向明确,具体思路清晰并且一脉相承。我们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为了未雨绸缪,高屋建瓴地进行制度建设,增强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全国统筹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进一步完善。目前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正在逐渐统一,但足额征缴率差异较大。北京、广东、江苏等拥有大量当期结余的发达省份,其实际缴费率几乎都处于较低水平;而黑龙江、辽宁等严重收不抵支的经济相对落后省份,其实际缴费率却处于较高水平,基金缺口大且缴费率高,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在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之前,地方政府对养老金负有支出责任,一些赡养率低、经济状况较好的地方没有提高足额征缴率的动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中央政府最终将承担养老保险事权。为了进一步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和区域平衡问题,可以考虑进一步规范足额征缴率。

  

冯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

 

  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同时指出,“房地产市场风险隐患较多,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当前,受前几年疫情的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积累了较多的风险隐患。一是很多房地产企业面临资金链问题,银行贷款的延期,已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金融机构面临坏账损失;二是一些家庭的收入大幅度降低,已经无力按时偿还房地产按揭贷款;三是在房地产政策执行层面,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求保交楼,而另一方面银行在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发放方面的行动迟缓。

  

  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后疫情时代的房地产市场风险,提出下列政策建议。第一,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果断处置坏账。前几年疫情对房地产市场所造成的影响已无法逆转,当前要做的是防止进一步的次生风险。可以允许一部分房地产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也允许一部分家庭处置住房,让房地产市场轻装上阵。第二,充分授权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层面,目前地方政府在保交楼方面得到了充分授权,然而银行在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发放方面没有充分的授权,从而行动迟缓。应充分授权地方政府,真正做到“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和“因城施策”,促使银行迅速行动。第三,从长远来说,应促进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逐步降低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通过私募股权投资等帮助企业进行创新创业,辅导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最终实现产业升级,使科技创新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李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面临市场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和新型跨境数据流动等多层次、多维度格局,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进出口”以及作为其核心实践机制的21个自贸区、自贸港,15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对未来的工作建议中明确提到继续发挥进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经典贸易理论共同认为:无论进口还是出口,贸易都会带来交换所得和分工所得。在近些年的外贸实践中,进口贸易成为促进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引进优质产品的重要渠道,中国已经建立了43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成功举办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

  

  今年美国、欧盟经济增长预期黯淡加重了中国出口的预期压力,同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为进口提供了新的机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已经开始运作并且在不断发展,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国际组织,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在已有的合作框架中货币合作得到强化。进出口联动有助于在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同时有效化解输入性金融风险,实现促稳提质的发展目标。

  


  供稿: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美编:初夏

  责编:度量、雨禾、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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