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继续发挥进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这些表述看似习以为常，没有更多新的提法，都是过去几年我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延续。但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战略与经贸形势下，重要的是将已有政策付诸实施，见到成效。落实好这些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大局稳定、对于顺利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对于“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环境迅速变化，动荡加剧，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打压、限制进一步强化，脱钩断链不断发展，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一些负面因素不断增强。具体而言，虽然由于我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中心之一的总体格局未变，加之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方面总体形势尚可，规模均处于高位，但是，我国对外经贸环境以及外贸外资领域隐含着不少隐患，形势绝不容盲目乐观，仍然面临艰巨挑战。
从贸易上看，整个外贸发展趋势不确定性增强。去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取得显著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源于欧美各国宽松政策带动经济复苏引致的需求，当其经济恢复进入平稳阶段后，增速肯定不可持续。实际上，自从去年4季度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显著下滑，进入负增长。2023年以来，外贸疲弱的趋势依旧，对于我国经济最为繁荣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影响较大，也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大局。在贸易结构上也出现一些新变化。在贸易地区结构上，与欧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相对疲弱，美国已退居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仍在降速。贸易的增长主要来自与东盟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贸易的增长。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善具有更大意义，一是贸易商品互补性强，二是产业链相关的中间品贸易特征明显，三是贸易利益较为明显。而与东盟等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上述三方面相对较弱。从产品结构上看，与欧美日等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基础上的中间品贸易对维护我国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心地位的意义更加重大，一般原材料、初级产品、制成品、消费品贸易很难等量齐观。
在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方面也出现一些新变化。近两年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总规模仍居高位，2022年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更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创出新高，一些新的项目进入，一些原有企业撤出，外资外企的进进出出也是正常现象。但是，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结构、领域与方式的变化是值得重视的。目前进入我国外资以一般制造业（汽车、计算机硬件、电子、石化等）和服务业为主，而更具先进性的新兴产业、关键产品则入少离多。我国对外投资方面则更为明显，对外投资更多的是投向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中在批发和零售商业、制造业领域，以降低成本和拓展市场为指向。美欧日发达国家对于我国企业投资并购的防范和限制更加严格，通过海外并购等形式获取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可能性越来越小。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为依托的直接投资较为薄弱，由于经济环境变化，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遇到较多困难。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趋势日益显现，与中国脱钩正在发生。虽然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贸易投资规模并不低，有的还创出新高，但西方与我国脱钩断链的核心要义并不是限制或取消一般性的贸易投资关系，而是在敏感技术、核心产品、关键产业等方面的分流。这方面，美国及其盟友对于我国芯片、数据、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打压已经非常明显，我国一些企业深受其害（如华为、TIKTOK等），西方集团的产业链盟友化、周边化、本土化趋势等也日益明显，朝着关键技术与产品回归本土和盟友，一般技术和产品转到中国周边的方向发展。这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全球制造中心地位的稳固都十分不利 ，对于我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转型升级也有直接影响。
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下，我国应如何应对上述变化？在对外经贸领域如何有所作为？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二十大和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方针，这就是扩大市场准入、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李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进一步将此表述为“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舍此别无他途。
如何做好“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如何推进制度型开放？当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是应当再次强调的：
其一，正视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在复杂环境中寻找新机遇。美西方对于中国的科技打压和经济脱钩是一个长期战略，其势已成，不会因为一两个党派执政的变化或领导人更迭而改变。但是，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一国国内也有各种利益集团，有不同声音。以目前情况看，欧洲国家仍是我们可以争取的重点，比日韩等国家更有可能取得进展。同时，各国的企业家集团是支持经济全球化和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主要力量，一些政治领导人也比议会等保守团体更具有战略眼光。我们应据此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积极开展工作，使经贸不致完全被政治所左右。
其二，我国的深化改革、主动开放是突破美西方围堵的重要手段。应当认识到，美国及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限制与脱钩，当然主要是出于国际战略目的，是一种政治决策，但也有我国开放程度不高、开放领域不足、制度型开放滞后、政策环境不稳等因素，有近年来西方资本家、企业家情绪因素的影响。对此，如果我国自身能够在积极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动推进高水平开放，使我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开放水平较高、营商环境最好的投资乐土，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打破或者弱化西方政客对我国经济脱钩的企图。
其三，做好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大文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核心技术、重要产品、关键生产环节上取得突破，是形成与西方国家互利合作、稳定平衡经贸关系的关键。关键技术买不来，以市场换技术也未必可行，但以技术换技术、以市场换市场则是可行的。随着我国在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方面不断取得进展，随着我国从技术跟随逐步走向技术并行甚至技术引领，我国在某些技术和关键产品上的领先，有可能形成与西方国家技术互补、技术互换的局面，并非单方施舍，而是互惠互利。市场互换亦然。我国巨大的内需市场，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和企业不能与我国完全脱钩的主要因素。我国完全可以形成与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产品市场互换局面。目前，特别需要防止的是互相“卡脖子”，零和博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是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活动的互利互惠。
最后，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作用，发挥民营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解决一切问题包括对外经贸问题的基础。李强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强调，“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对于发展外经贸关系，也应有这种思维。政府要尽可能地放权让利，只要做好基本制度环境的建设，制定好相关政策，尽量少干预、少插手，广大民营企业和市场主体就会找到最好、最有利的方式与方式。这方面，我国近期已经采取了修改对外贸易法，删除外贸经营者备案登记等举措。在走出去对外投资、利用外资、企业并购、国际合作等方面，也应充分发挥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的首创精神。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中国历史上历次封关禁海与开放海禁的历史遗产，都是我们应当汲取的思想宝库。
王跃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国银行欧盟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兼职主要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特聘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交通大学特聘研究员；曾任教育部经济贸易学科教指委委员、商务部投资促进局、苏州市等政府机构对外经济顾问。近年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当代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经营。
供稿：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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