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用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趋势。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给教育领域带来诸多未知的挑战与契机。早在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下发了《关于电化教育工作的初步规划(讨论稿)》，我国的基础教育就开始了教育信息化的进程。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和巨大的教育财政投入，我国中小学信息化教学已经普及，城镇学校课堂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基础应用达到常态化，并出现各种创新性的探索；农村学校，即使是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均已完成信息化基础环境的搭建和教师信息技术的培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多项加速教育信息化进程的相关政策，教育信息化步入新的升级阶段。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这一战略提议是对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教育领域的积极回应，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二十大报告在第五章“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中，指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一指导方针无疑将会推动我国基础教育在下个阶段，进行从信息化到数字化转型的进度和深度。
对于基础教育而言，财政资源是其建设数字教育平台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小学校是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重要场景，老师和学生是开展和接受数字化教育的主体。基础教育数字化意味着新一代数字技术在中小学的全方位融合与高水平应用，丰富海量的数字教育平台和内容的轻松访问，以及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教学反馈系统和交互性、个性化学习环境。但这些技术都是政府和学校无法提供的，必须倚赖于信息技术公司，特别是教育科技企业，只有他们才能不断研发并产出具有创新和实用功能的硬件和教育应用程序。因此，在基础教育数字化的进程中，政府、学校与教育科技公司之间的紧密合作尤为重要。在教育数字化的战略引导下，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首先，政府采购和教育PPP模式无疑是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大力规范和推广的政府-学校-技术公司深度合作模式。事实上，在基础教育信息化的阶段，公立学校的计算机、网络等硬件设施和教学服务、资源平台、软件产品有90%是通过政府采购购置的。一直以来，政府教育信息化建设相关采购项目主要集中于硬件设备，个性化的软件服务不足，无法满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求，与数字化的蓝图远景有着很大的差距。教育信息化1.0侧重于通用的ICT硬件设施设备的建设，实现信息化教学应用基本普及；进入2.0阶段，则需更加关注师生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推动师生从技术应用向信息素养、信息思维等能力素质拓展，实现教育与信息化深入融合。政府采购的项目和内容也应该向数字资源平台、数字教学场景和应用工具方面侧重和倾斜，采购订单也应该更多转向能够进行应用软件、平台和工具研发和提供的科技公司。
相对于政府采购，PPP的合作模式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更值得推行和实践。数字化产品研发成本和固定成本极高，同时知识更新、教学模式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加大了该行业投入的风险。PPP模式下，政府和数字教育市场上的科技公司不仅仅是买方和供方的交易伙伴，同时也成为风险共同分担的深层次合作者。PPP模式提供了政府与教育科技企业长期、深度合作的约束与激励，也提供了政府-学校-技术公司三方共赢的机制和保障。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产品以PPP合作项目得以开发并走进校园，要比简单的购买合同走进校园，在产品质量、用户服务、更新维护上更有保证和效率。长期以来，我国教育PPP项目在所有行业中所占比重较低，不到5%，同时重硬件，轻软件轻服务的情况非常突出，这些问题在数字化转型中需要予以重视和认真思考。
其次，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学校不再成为简单的教学场所，它也成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集中应用的重要场景，校园中的教师和学生则成为信息化与数字化产品的使用者、受益者和评价者。但是在教育信息化硬件和软件建设快速推进的同时，教师信息化能力和ICT应用能力的提升则较为滞后，教师对信息化产品的使用频率与使用深度上并没有与大量的硬件和软件投入相匹配，这成为各国信息化教学推广工作中的最大问题。一方面教师缺乏资源应用的相关培训，导致教师ICT素养和教学能力没有提升。另一方面，教育信息化需求者缺乏更直接和更广泛的需求反馈渠道，企业无法快速广泛地满足教师和学生对于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需求。因此应该进一步提高市场企业主体的参与程度，畅通企业与教师的沟通和反馈渠道：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产品使用能力培训需要企业方的支持；而来自教师和学生等使用端的反馈意见、需求则可以反过来促进企业的研发和改进。特别是对于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基于与学校共享的产品后台大数据，可以分析并理解教师、学生对其数字产品的使用习惯和个体差异，评估并探索产品的改进、优化和推广方案，从而真正助力学校提升教师教学效果、增进学生学习能力，实现数字时代创新人才的培养。
第三，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要继续依靠政府和财政支持的主导性地位，同时也要发挥教育技术市场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基础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不均衡，在信息时代突出表现为数字鸿沟，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和线上资源的共享，已经成为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充分发展、推动教育创新的重要举措。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一直在投入大量资金，2010-2013年，中央财政通过“薄改计划”累计下拨45.35亿元，地方配套资金50.69亿元，为中西部农村薄弱学校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2014年和2015年，中央财政分别投入310亿元和330亿元，用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在国家的重视下，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三通两平台”快速推进。与此同时，我国主要的电信运营商、在线教育机构、公益组织主动为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添砖加瓦。除了在硬件设施上捐赠共建大量的多媒体教室、捐赠信息化物资，还在软件设施方面，通过信息技术支持的双屏互动、双师教学、机构联盟等方式，深入到农村地区，不仅让师生们在信息化、数字化教育教学中有实际获得，还积极参与到优质资源创生的过程中。
在前期以硬件铺设为主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中，企业多以公益捐赠的方式参与落后地区的信息化工程。在数字化转型阶段，教育数字化产品和资源的研发、落地、推广、应用成为主要的任务。而教育数字产品本身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甚至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特征，这使得科技企业在参与偏远落后地区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积极性。政府在与教育科技公司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建立政府采购、PPP等合作关系的同时，可以引导他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欠发达地区的学校设计、改造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现状的个性化教学产品，探索并完善具有创新性和个性化的产品体系，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最后，教育数字化离不开教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必然离不开数字化教育市场、行业和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在基础教育领域，一方面要警惕教育资本化，杜绝资本对基础教育方向的把持和误导，但同时也要承认，教育技术市场和行业是客观存在的，并在教育数字化的战略实现中是不可缺少的供给方。在线教育机构和教育科技公司“双减政策”下，基本上失去了面向家庭和学生个体的To C业务，因此保留下的面向学校的To B业务对于该市场、行业和企业的生存意义极大。
通过政府采购、PPP模式，政府可以给与进入基础教育领域的科技公司业务上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考虑必要的行业扶持、出台优惠条件、制定公平透明的规则，吸引优质企业参与中小学的数字化工程，提供优质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并进行有序的市场竞争，保持科技企业应有的创新和活力。政府还可以考虑股权投资等更多的方式，以有限的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投入，带动更多的创新资本进入数字教育行业。
目前，教育部已启动《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和《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具体战略部署。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中国教育信息化市场快速增长。2022年总市场规模达到5277亿元。该行业包括网络服务提供企业、系统集成企业、产品供应企业、内容供应企业等。数字教育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将进一步提升数据资源的获取和分析运用能力，给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以知识图谱、图像识别、语音识别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改变传统教育教学，通过数字化产品，改进课堂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队伍素质，促进地区间教育公平。相对于其他更高的学段，基础教育领域所需要的数字资源投入较少，但数字化转型的意义却格外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学校和科技企业的角色定位和合作模式，将深刻影响到整个教育领域数字化的未来成果和进程，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袁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在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应用公共经济学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研究兴趣包括应用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政策与项目评估，教育经济学。多项成果发表在国际和国内顶级期刊上，包括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供稿：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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