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一个突出矛盾”，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报告在对今年政府工作提出的建议中，第一点就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3-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值为53.2%。消费已经超过投资与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年平均值为43.9%，比2012年提高3.1个百分点。这些数字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多与普通人的消费联系在一起，我国也从原先供给驱动转为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
如何从消费角度来重新认识产业这个层面，以消费为切入点构建产业消费生态圈，这离不开原先供给与创新角度的产学研等各个要素，但对于我国经济机制来说，还需要加上行业协会（行协）。充分发挥行协在产业消费生态圈中的能动性，形成“产学研协”协同机制，是活化内需的一个可能选择。
之前对于产业的分析多基于萨伊“供给创造需求”的论断，重视厂商或生产者在市场中的创造性。之后虽然对此有新的解读，也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需求管理实践，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仍然以单边市场为主流，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线性链环境。由于平台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供求双方被置于双边市场中，也就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产业分析也就具有了供给与需求两个不同的角度。然而，一方面，传统厂商面对碎片化的需求有些无所适从，导致因供需错位而出现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平台的提供者容易成为新的市场垄断主体，市场失灵的本质从信息不对称转变为平台对市场的扭曲与操控。因此，看似降低了交易成本，但被网络化市场分散的市场参与者还是需要在某些中介机构的协调下，形成合理的博弈与制衡。在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中，行协具有这一功能，也就是说，对应产业或者地区这一中观经济层面，处于政府与企业/消费者中间领域的行协对标产业，倾向于以扶持、优化和引导产业发展为己任。在现阶段或更长远的政策实施构想来看，这一过程需要以活化内需为主旨，即由行协来构建产业消费生态圈。
以中国酒业及其行协为例。
在酒业尤其是白酒业涨价潮的支持下，中国酒业曾经历了黄金十年的优渥增长期。但是近年来，酒业的发展没能延续原来的发展势头。据中国酒业协会统计，2017-2022年，我国白酒规模以上企业由1593家减少为963家，减少了近40%。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市场出清过程，大量中小企业被淘汰。但是，酒企的整合并没有带来产量的增加。同一时期，白酒总产量由1198万千升下降为671万千升，下降了44%。白酒生产量的变化与需求的下降直接对应。
酒类需求不足并非只限于白酒行业，其他如黄酒、葡萄酒和果露酒也有类似的现象，而方兴未艾的国际蒸馏酒及利口酒也正面临着市场的挑战。
但实际上，同一时期我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二次消费革命，有学者总结为“在消费文化上，消费成了一种新的伦理，甚至成为人类生活世界寻求意义和创造价值的核心”。对消费的新认知也反映到最终消费在经济比重的增加，以及消费者对新型消费模式和具有文化内涵的国潮产品的热衷上。据此，对于具有文化符号象征意义与文化场景消费内涵的酒类产品来说，这一时期应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茅台及其周边产品的热销也有这样的背景。如何将一家企业的优势拓展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机遇呢？
对于酒类行业来说，2019年曾获得国家产业政策的倾斜。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其中从限制类轻工业中删除了“白酒生产线”这一类别，在鼓励类中增加了湿态酒精糟（WDGS）的应用。这些条款，特别是前一条被称为解除了困扰白酒行业发展14年的“紧箍咒”，标志着国家对酒类产业政策的真正放手。
一方面是消费革命可能带来的对酒类产品的热切需求，另一方面是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与开放，但多数酒企似乎并没有能够真正将优势转化为市场，在面对变化的需求与消费模式时，反应有些迟滞。
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机构，酒协具有超越一般经济组织的先天优势，对行业动向较为熟悉，又能综观全局，从行业视角提出超越企业的发展理念。
2021年4月，中国酒业协会（酒协）发布《中国酒业“十四五”发展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国酒业新文化”概念，提倡从“企业文化时代”迈入“产业文化时代”，打造“中国酒业新文化生态链”。今年两会代表的多项提案都与这一协会理念息息相关。
近年来，酒协大力助推酒类头部企业的辐射效应，组织了白酒T8峰会、啤酒T5峰会、葡萄酒T5峰会、黄酒T7峰会以及露酒T5峰会等等，收集酒企意见，形成政策建议。此外，酒类产区化标签也为酒类产品附加文化表征，酒协先后发布了“世界十大烈酒产区”与“世界美酒特色产区”，将单个企业的优势扩大为产区优势。
在一枝独秀的啤酒领域，酒协的作用尤其突出。
根据酒协统计，2021 年，啤酒行业市场份额在饮料酒中持续提升。啤酒产量在饮料酒中份额为 77.47%，较上年增长 1.66%，较 2015 年增长 6.92%。
与白酒类似，2019年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也有啤酒行业的利好消息，目录中取消了“生产能力小于18000瓶/小时的啤酒灌装生产线（属限制类）”和“生产能力12000瓶/小时以下的玻璃瓶啤酒灌装生产线（属淘汰类）”的规定。这两条目录的取消为中小型企业、微酿企业和工坊的发展开了绿灯。
2019年10月1日，酒协啤酒分会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啤酒T5、优布劳（中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长春市精酿啤酒协会等大中小企业与机构联合制订并发布了《工坊啤酒及其生产规范》（团体标准T/CBJ3201-2019）。这有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有关工坊啤酒的生产标准。不仅如此，酒协啤酒分会还特别设立了工坊啤酒委员会，请相关行业人士任职，及时回应了市场的变化。今年，酒协还将启动工坊啤酒企业认证和统计工作，加强对工坊啤酒食品安全的监管。
这些举措对于中国工坊/精酿啤酒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正向作用，其关键之处也在于回应了需求驱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工坊啤酒市场之一。有些工坊啤酒的新晋厂商就是从啤酒消费者转换而来。例如，有中国工坊/精酿啤酒第一人之称的高岩原来就是啤酒爱好者，从美国回国之后，在南京开设了啤酒工坊。很多消费者也是在读了他的入门普及书《喝自己酿的啤酒》之后进入啤酒业，开设啤酒工坊，有的甚至成长为啤酒中型企业。根据美国啤酒业的经验，针对小微厂商的助推力，会因为增加了啤酒的消费群体而为规模啤酒厂商带来显著的收益。可以说，小微厂商的成长让规模企业享受了产业外溢效果。中国啤酒业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小微企业的贡献。
由此可见，作为行协，酒协所致力的不仅仅是一条行业生态链，而是一个行业生态圈的构建，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起到某种上传下达、左输右联的网络辐辏作用。在以内需为经济增长主力的市场中，酒协可以引导企业以需求为导向，形成对消费革命做出快速反应的有机产业群体。不仅如此，酒协正在做的与将要做的，也包括引导消费者进行理性与健康消费，以及形成中国酒文化与业界整体，进入国际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推广中华酒文化。
酒协只是众多国内行协的一个代表。根据民政部统计，2022年，我国广义行协已达11.39万家，共拥有企业会员746万家，行协总资产约3500亿元。其中如同酒协这样的全国性机构有886家，省级1.63万家，市级4.55万家，县级5.11万家。仅全国性机构就先后参与制定了2499项国家标准和364项国际标准，公布了2996项团体标准。行协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以及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
虽然如此，对于行协以及相关定位与功能的研究似乎还并不多见。我国行协与其他国家的行协有明显不同之处，具有双重管理的特征，也存在“一业多会”（例如酒业就有三家全国性协会）与“一地多会”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行协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以及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但在行业利益代表性、法人治理结构、组织间合作以及合规性监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产学研协”消费生态圈的构建，是在活化内需的同时优化市场机制。一石双鸟，何乐而不为？
刘群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博士后。研究领域：东亚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
供稿：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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