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此我坚决拥护。
“两个毫不动摇”是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的大政方针。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九大则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党的二十大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方针政策。
从理论来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不同的作用。由于市场有外部性，为了实现产业均衡、收入均衡，以及完成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成的重要工作等（如不计成本地向偏远地区修路供电），国家必须发展国有经济以增强宏观调控的力量，这就是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原因。而对于民营经济，尽管由于其资本规模通常较小，有抵御危机能力差，随波逐流的弱点，但也存在管理成本低、效率高、灵活性强，更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生产需求的优点，这也是为什么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原因。
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其实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有经济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近一半世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我国建立起了完善顺畅的基础设施体系，高铁、高速公路、电网、4G网络规模等长期稳居世界第一；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其中有99家是国有企业……总之，国有经济在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国家安全、科研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国家安全和国防军事工业的重要基础。而民营企业，在社会发展中也有着重要的定位和作用，通俗的说法叫“5678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领域，民营经济更是先锋和主力，从专注新能源制造的比亚迪、宁德时代，到引领数字经济的阿里、腾讯、百度，再到深耕智能制造的华为、大疆，近年来有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民营企业脱颖而出，引领我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当然，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不仅仅是互补关系，两者之间也存在竞争，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存在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如何协调的矛盾。从理论上说国有经济从事的应该是民营经济做不了、做不成、做不好的事情，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难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民营经济现在做不了、做不成、做不好，未来做得了、做得成、做得好怎么办？考虑到民营经济相对于国有经济的效率优势，国有经济在部分领域应该适当退出。但考虑到路径依赖，国有经济的退出是不容易的，这就会引发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冲突。二是国有经济一旦进入某个领域，初期确实做的是民营企业不容易做好、做成的，如在修路、架桥的工程领域，主要面向省城以上的高端市场，但随着高端市场的饱和，为了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或增值，势必进入地市级乃至县城等低端市场，这样又会引发和民营经济的矛盾。可见，如何把“两个毫不动摇”在实践中落地，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这很值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去研究。
在笔者看来，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核心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国企民企平等对待。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关键。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能让民营经济做的事情，应该交给民营经济去做，这也是国家在一直推动的事情。但有些领域涉及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社会和谐发展、国家安全的，只能交给国有经济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而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实践也表明，这些领域不能简单地私有化。所以关键是明确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边界，将关乎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领域交给国有经济，将其他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交给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自行在市场机制下优胜劣汰、有序进退。事实上，这也正是党和政府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方向，即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其中分类施策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国企和公益类国企，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公益类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
但是，分类改革只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后续除了还要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外，还要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只有推动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成为与民营企业相同的治理完善、运转高效、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市场主体，才能解决国有经济路径依赖的退出问题，即交给市场充分竞争、优胜劣汰。政府要在各项法规政策和制度构建上，为这类国有企业提供支持和加强监管。
而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是推动国企民企平等对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竞争只要是市场行为，政府就不应该干预，既不能提供“国有股东”的特别照顾，也不应该打压为难民营经济。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是要保障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享受政策支持、市场准入，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发展平等。只要民营企业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那么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矛盾就可以通过市场来化解，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谁就应该留在市场上。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落脚点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能简单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周建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爱知大学ISSC(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讲座教授。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已出版著作有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Early Thought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金融的边界与创新：历史视野下的金融、文化与社会》、《宁德商帮发展启示录》、《鉴知集：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Review等国内外顶尖经济学期刊发表多篇文章，获荣誉多项。其中专著《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获2002年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著作二等奖，论文《中古时期寺院经济兴衰的经济学分析》 获2020年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担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主持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对华经济调查研究”等。
供稿：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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