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韧性，即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对不确定性、应对内外部压力和风险的抗压能力和应变能力。越有弹性、越有回旋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经济体，其抗压能力和应变能力越强，其韧性也就越强。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注重政策和制度的弹性，不要形成“刚性”的政策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特别强调的“先立后破”、“稳中求进”，其精神实质是努力构建一种弹性的制度机制，避免刚性的制度设计，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在一种弹性的制度框架中得到渐进式实施，而不是执行一种刚性的、僵硬的、一刀切的政策框架。
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实施动能转换的机制和方式不同，形成了“弹性体系”和“刚性体系”两种不同的转型模式。一些地区执行一种刚性的政策，希望一步到位、立竿见影，希望把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统统去掉，希望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地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产能过剩问题，结果手段简单粗暴，极大地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也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就业和民生，对地方经济打击很大，这种刚性的政策机制不可取。
而弹性的制度体系强调系统性的、渐进性的制度安排，在解决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照顾到技术创新的渐进性、民生就业和新旧转换的过渡性政策措施，注重新增长点的培育，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使动能转换过程自然而然地进行，而不是以严重影响地方经济和就业为代价去实现“去制造业”、“去工业化”。此次中央强调“先立后破”，就是在总结比较“弹性模式”和“刚性模式”利弊的基础上，提出的更具操作性、更具可持续性的政策措施。在目前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攻坚期和过渡期，在新动能和新产业的“立”还没有完全到位之前，先不要急于“破”传统产业，新旧之间的过渡要“软”、要“柔”，不要“硬”、不要“刚”，要衔接自然，而不要强力转换。
要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我们还要着力解决当前的风险，要分阶段化解风险，并在化解风险的过程中探索出一套新机制，彻底解决风险的源头问题。当前，我国要处理好房地产债务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三大风险点，而这三大风险点之间具有一定的联动效应，故须通盘考虑，统筹安排，系统施策。中国不会实施一步到位的“大爆炸”计划，而是要通过循序渐进的系统性的制度安排，通过系统发挥政府-市场-企业、中央-地方的多方面积极性，找到一个富有弹性的、多元的化险机制。比如对于地方债务问题，不但要通过支持地方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来解决短期的债务压力，而且要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的范围，并撬动社会多元资金，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地方债务平台，将地方债务平台（城投）进行彻底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造和股权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这些地方债务平台实现彻底的机制转型。这就是“买”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机制的彻底转型，只是注入资金，将来还会有新的债务危机源源不断地出来。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农村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分会常务理事等。近年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发展战略与当代中国经济史、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与扶贫、企业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文化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扶贫》《中国论衡》《中国农村》《产权、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技术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减贫》《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普惠金融》等三十余部，并出版《论语心归》《老子心诠》《周易心解》《孟子心证》等哲学史著作及散文集《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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