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消费加投资的内需，贡献率则达到67%。在内部困难与外部压力叠加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消费的作用日益凸显。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既是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更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的重大部署。
提振消费是近几年经济工作的重点。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25年经济工作九项重点任务，列首位的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26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第一项就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内需主导，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消费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社会环境、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等，消费政策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消费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相对比较容易，扩消费覆盖面广、见效快。例如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仅仅2026年1月，全国家用电器以旧换新681.3万台，带动消费297.1亿元。
现行的消费政策，特别是一些重要领域的消费政策，有必要作系统的梳理、变革，以更好地达到激发消费内生动力和促消费的目的。笔者提出以下一些思考：
第一，消费政策要有高度。真正的高度在哪里？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是党的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我国发展变化的准确把握。科学、深入理解这一主要矛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基石。所有的经济政策包括消费政策在内，都应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解决或者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使生活越来越美好，实现美好生活；而且，美好生活没有终点，是一个持续性不断美好的过程。举例而言，小客车确实是一种交通工具，但是如果只是从交通工具的角度制定小客车消费政策，就缺乏应有的高度。小客车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会极大地改善生活，提升生活的品质。如果消费者既有购买小客车的足够的支付能力，又有购买小客车的强烈意愿，却因为消费政策原因（例如限购或变相限购）而不能甚至长期不能实现的时候，就难以很好地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二，消费政策要尊重事实和常识。事实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客观存在。常识是从事实中凝练出来的共识，一般不再需要特别的证明。还是以小客车消费政策为例，小客车是给人用的，如果没有了人，小客车的存在毫无价值，也不可能存在。因此，小客车多不多，小客车消费水平如何，真正的衡量角度，不是看道路上拥堵不拥堵，而是看“拥有率”；看小客车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较，看每百人或每千人拥有的小客车的数量。据网上数据，2022年，美国87%、德国63%、韩国48%、俄罗斯39.7%、巴西37%、土耳其26%、南非23%、印度5.5%。中国是22%，全球排名第89位；2025年，中国26%。我国的小客车的“拥有率”排名居于全球中游；在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相对靠后。从以上数据看，真的没有理由说我们的小客车太多了。2024年底，北京市私人汽车552.9万辆，常住人口2183.2万人，拥有率25.33%；上海小客车613万辆，常住人口2480.26万人，就算613万辆都是私人汽车，拥有率也只有24.72%。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的小客车也并不多。买卖兴旺，经济就差不到哪里去，这是常识。普通的、合理合法的消费需求在供给可以满足的前提下，尽量不要被人为地抑制。《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文旅、赛事、康养等领域消费潜力。其实，这也适用于汽车、房地产、教育等消费领域。一些城市长期以来实施的汽车限购或变相限购政策，当时可能有其理由；但现在确实到了该作出大的调整甚至取消的时候了。
第三，消费政策要有清晰的边界。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要界限分明。不能做的事情坚决不做，但也不能随意延伸扩展。近年来的餐饮业就是很好的例证。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北京市规模以上（即年营收1000万元以上）餐饮业利润总额1.8亿元，同比下降88.8%，利润率低至0.37%；2025年上半年，北京住宿和餐饮业利润下滑67%，数据可谓惨不忍睹。据网上数据，2015年，全国餐饮门店平均生命周期大约是2.1年，2024年已经降低至15.8个月，2025年已经低于15个月。十年间，餐饮门店平均生命周期缩短了40%以上。2025年，全国餐饮业有所回升，主要反映在餐饮收入、餐饮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上。餐饮消费领域出现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是把“违规吃喝”混同于“吃喝违规”。违规吃喝是有清晰的具体情形界定的，例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吃请、公务外出期间的公款吃请等都是违规吃喝。针对违规吃喝深入推进的专项整治，剑指公款滥用、权力寻租等问题，是正风肃纪的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但“违规吃喝”不等于“吃喝违规”，“禁止违规吃喝”不等于“禁止吃喝”。边界本来是很清楚的，“腐败零容忍”的铁规和“烟火旺”的民生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共存。但有的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懒政思维，搞形式主义。餐饮业部分消费群体（尤其是公职人员）不想、不能也不敢进行正常的餐饮消费，正常的吃喝生怕被认定为违规吃喝。
第四，消费政策要鼓励消费。我国的消费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新兴消费（从无到有）、消费升级（从有到好）、新消费模式与消费场景、自主品牌的崛起等。鼓励消费的政策，包括直接的消费政策以及其他相关的政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立体化的政策体系，不是单一的政策或“碎片化”的政策。《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如何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主要是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和促消费并举。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扩大消费贷款、贷款贴息、一次性信用修复、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清理不合理限制措施、中小学春秋假、职工带薪错峰休假、消费者权益保护、优化入境消费环境等，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值得期待。
第五，消费政策要保持稳定性，形成促消费的长效机制。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具有连续性，二是政策具有可预期性，避免出现“一刀切”和“急转弯”。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调整在所难免。消费政策的调整宜渐进式进行，实现“变”与“稳”的动态平衡，同时还要具有透明度，以免对消费市场产生剧烈的冲击。
作者简介
崔建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从事教学、研究与管理工作30余年。
供稿：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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