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经济运行中深层次、长期性、制度性的内在机制问题，与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的周期性和总量性问题不同，结构性问题在中长期孕育经济风险，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和防范。
国民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的体现。结构性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影响，也有科技加速发展和国际国内消费、供给升级变化的内生原因。说到底，国民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可能诱发经济系统性风险，涉及国家政策导向、战略布局和战略政策调整的重大问题。
本文就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涉及经济结构和经济风险的问题进行参考性分析。
第一，食品、能源、住宅等大宗民生相关商品的供给和价格稳定问题。近年来，我国市场中若干与民生高度相关的商品价格波动较大。影响较大的商品价格波动事件包括猪肉价格波动，以煤炭价格上涨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波动，以及本轮住宅市场深度调整。影响供给和价格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灾害、疫情、国际形势等外部冲击因素，也有相关市场发育不健全、不充分、不规范的市场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存在相关政策执行过程中因“一刀切”而顾此失彼的体制性、政策性问题。具体而言，猪肉价格波动的部分原因来自地方对于环境污染、猪瘟疫情防控的限制性政策，部分地区缺电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市场煤、计划电”的矛盾限制了价格机制在下游电力市场发挥作用，房地产深度调整的部分原因在于其上游土地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供给主体单一、城乡和地区土地市场分割严重、政策执行问题等。
第二，以加速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结构变化，将深刻影响经济和产业结构。老龄化加速是未来30年我国面临的人口结构现实，劳动力价格上升，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比如技术工人、健康照护服务等）将日益显现，对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发展构成挑战。同时，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对保持消费增长的压力也逐步增大，对高质量养老、适老产业的规范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另外，作为应对老龄化重大国家战略调整的鼓励性生育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效果存在20年左右的滞后期，远水不解近渴；20年内，鼓励性生育政策如果使被抚养人数量快速增加，反而会进一步加重社会抚（扶）养负担，让本已严重的老龄化加剧问题雪上加霜，对经济增长构成更大冲击。
第三，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剧。近年来，基于自然禀赋或治理因素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区域经济增速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疫情以来地区间地理位置和治理水平的差异，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一步发展。东北、西北等地区由于社会治理水平的差距，不得不以更大的经济代价来控制疫情，长此以往，资本和劳动力会进一步向社会治理水平高的地区聚集，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同时，一些地方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损害了市场主体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信心，损害了国内统一市场的秩序，也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针对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上述结构性问题和经济风险，本文提出如下参考性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明确构建“城乡一体、省市互济的全国一体化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长远目标，分步实现城乡建设用地使用权、省市建设用地指标、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均可入市、可交易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同时，探索在建设用地范围内，付费、市场化变更土地用途的方式和途径。在放开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的同时，应当严格禁止侵占永久基本农田，严格管控土地用途和建设规划，防止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乱象。促进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市场化方面，国家需要重申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化、均等化改革方向，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事项与单位脱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除特定级别和领域公职人员外，应当逐步改革人事档案制度，或者明确由地方政府管理而非单位管理人事档案，构建平等的、合同化的雇主、雇员关系，改革单位与员工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人事关系。提高劳动人事相关的司法运行效率和执行力。
第二，降低各类市场的交易成本，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高度出发，政府应当更好发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便利化市场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在房地产市场价格长效机制建立之后，应尽快退出限制市场发挥作用、推高房产交易成本的各类行政管制措施。最根本的是，国家需要制定相关法规，专项清理和规范各类市场中，由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设立的推高交易成本、设置交易条件、限制交易行为的政策措施，规范限制市场决定性作用和行政配置资源相关政策的设置权限，这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应有之义。
第三，构建标准化的“经济友好型”的公共治理模式。首先，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推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的政治决断和政治推动，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区域发展之所以落后，归根到底还是市场化水平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的结构性问题，仅靠加大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力度和政策优惠力度等周期性、总量性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构性问题应当用深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来解决。其次，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传染病疫情常态化等外部冲击常态化，国家需要调整和发展“经济友好型”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就要求行政管理措施按程序规范使用，统筹平衡经济发展、疫情防控、碳达峰碳中和等多方面的政策目标。
转载自《中国银行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栏目第801期，2023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