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的疫情冲击不至于让企业马上调整投资决策，但令企业和政府警醒的是对境外生产依赖可能的风险和长远影响。
4月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生产停滞、供应链中断的范围和影响越来越广。不仅美国秉承近些年一贯姿态呼吁制造业回归，欧洲和日本政府也陆续发声支持制造业回国。据报道，日本政府新近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拟出资近22亿美元，鼓励日本企业将制造生产能力多元化。日本民间也有此类讨论和反思。日本工业新闻社围绕日本汽车等产业与中国供应链关系的报道中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日企在华的零部件的生产和物流。同时在华日企的人工成本大幅上涨，与当地企业的人才竞争日益激化，因而急需重新部署供应链。这里提到了两方面因素，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二是成本因素。前者是一时冲击，后者则是长期的，影响投资决策的关键。
疫情影响虽是一时冲击，但毫无疑问，国家之间联系越紧密，冲击波就越大越远。在全球分工不断细化深化的当今，这种冲击不可小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推动，产品生产环节分工细化，跨国生产分割不断加深，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生产已经形成了全球性或区域性生产网络。
以iPhone生产为例。美国设计的iPhone在中国完成组装，零部件供应商及工厂则遍布全球，既有欧美日等国供应商的本地工厂，也有他们在中国子公司的工厂，以及中国供应商。在这种跨国生产网络中，企业进口中间品或在海外投资生产表面上看依赖于东道国的生产，实则依赖的是整个生产网络。每个参与者贡献最终产品的部分附加值，在生产和供应上相互依赖。这种联系与网络依赖正是各国、各企业甚至个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共赢的结果。
然而跨国生产链越长，生产网络就越复杂，不仅协调成本高，遭受外部冲击的风险也很大。一个网络环节出现问题，所有环节都会受影响。2011年日本大海啸导致当地iPhone部件供应商停产，就影响了iPhone的全球出货。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会带来供应链的连锁效应。网络依赖的风险自然是企业跨国生产战略的考虑因素之一，但企业不会因为暂时中断立刻改变战略，除非综合成本收益考虑已经到了调整决策的边缘。对于在华日企而言，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一时刻呢？
投资、撤资或重新选址是跨国企业基于成本收益核算的战略决策。传统意义上企业对外投资获益的机制有两个，一个是到消费市场或消费市场附近投资，以减轻贸易成本对产品优势的侵蚀；另一个是到低成本国家投资，在当地生产，然后返销本国或出口他国。前一个体现了产品对当地市场的依赖，后一个体现了产品对当地生产的依赖。
日本在华企业这两类投资都有，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的调查，内销型（市场依赖）投资呈现出扩张趋势，出口型投资（生产依赖）趋于下降。2018年在华日资企业销售总额中出口占比为36.6%，低于5年前（2013年）的40.3%。纤维和电气机械设备这两个出口型行业的出口占比为60.6%和55.3%，也都低于2013年水平（72.6%和58.0%）。
从企业盈利状况的调查中也可以看到出口相对不利的情况。2018年在华日企收益状况好于上一年，预估盈利的企业占比为71.7%（上一年70.3%），但纯出口企业中盈利企业占比只有55.6%。有3/4的企业认为收益改善的原因是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增长，其他重要原因是生产效率提高和出口扩大。可见，在华日资企业盈利的关键是能否在中国市场扩大销售，其次才是能否增加对外出口。
调查显示，人工费和采购等成本上涨是在华日资企业经营的最大不利因素。2018年，日资制造企业在华制造成本相当于日本的80.5%，其中化学医药、有色金属和运输设备行业成本差距最小，为84.4%、84.2%和84.0%，制造成本优势稍大一些的是橡胶皮革、纤维和电气机械行业，分别为69.9%、73.6%和76.1%。显然，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在减弱。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市场的上升潜力，被调查企业有扩大投资意向的占比46.4%、维持现状的占比44.3%，打算撤资或转移投资的只有2.1%，只有7.3%的受访企业打算缩小投资。这个比例与2017年基本持平。总之，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依赖度在上升，且经营势头良好；而成本动因的投资面临成本上涨问题，对中国生产的依赖度下降。
不得不说，在全球化或区域化的生产网络中，海外投资已经不再简单地受单一目标驱动，往往是综合了成本和市场因素的战略布局。比如汽车生产网络，全球各大垄断车企及其核心供应商都在中国投资生产基地，进行组装和零部件生产。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同时也是优质的成本中心。日企在中国的零部件生产不仅供应在华组装厂，也返销本国或销往东盟。根据日本贸易促进会的调查，运输机械设备行业在华日企的内销比例最高，只有不到20%的出口，其中有一半以上（57.1%）是返销日本的。纤维行业在华日企的出口中更有72%返销日本。这表明日本国内生产和消费与中国供应链也有一定关联。再者，在华日企不断提高对中国供应商的采购比例，也表明在华生产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加深。2018年日资制造企业从中国本地供应商采购比例为41.6%，2017年这一比例为36.1%，2013年为33.6%。可见，日本对中国生产的依赖关系是多元的，这也是当前国际分工特征决定的。
总之，由于中国市场巨大和供应链完整，日企在华投资获利依然丰厚，整体上没有撤资的理由。但中国生产成本优势削弱正在缩减日企基于成本动因的投资，既包括单纯的成本动因投资，也包括那些与生产链和市场动因投资嵌套在一起的成本动因投资，尤其在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之后，只是后者的行动更加谨慎、迟缓。一时的疫情冲击不至于让企业马上调整投资决策，但令企业和政府警醒的是对境外生产依赖可能的风险和长远影响。基于生产网络的国家间依存关系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依存关系是最优的，这不仅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挑战。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北大国际经济观察》2020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