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出口产品中全球供应风险暴露程度最高的是飞机、汽车和电子类产品，进口产品中依赖度较高的是塑料、铁矿石、橡胶制品、阀门和关键电子零部件等。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着世界各国产品生产的深度互联互通，全球供应网络的持续深化不可避免地扩大外部冲击的影响。特别是近几年先后发生的国际贸易摩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局部地区冲突等，不断加剧人们对于供应链断裂可能带来广泛而长远影响的担忧。
如何测度全球供应网络的具体风险？除了宏观意义上的生产和供应风险、运输风险、政策风险以及网络传播风险等，我们还希望了解微观意义上具体哪些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建立风险预警和采取风险应对措施。
为了分析微观产品层面的全球供应网络风险，我们需要微观产品层面的投入产出关联信息。基于海关企业数据库，我与合作者尝试构建以海关HS六位码为基础的约5000种细分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我们分别从关键进口品和易受国际供应冲击的出口品两个角度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全球供应网络风险。其中，关键进口品是指国内暂时无法供应的中间投入品（如光刻机和稀有原材料等），或者在生产成本、规模或质量上国外有显著优势的中间投入品（如大豆和铁矿石等）。易受国际供应冲击的出口品是指生产过程中需要至少一种关键进口品的产品。当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关键进口品种类数越多，该产品的全球供应网络风险暴露程度越高。
我们比较三个阶段的全球供应网络：WTO初期(2002~2006年)、金融危机时期(2007~2011年)和后金融危机时期(2012~2016年)。我们从关键进口品的角度出发，总结近二十年我国贸易企业的产品在全球供应网络中的一些基本事实。
第一，易受国际供应冲击的出口产品种类数量总体在下降，关键进口品种类数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易受外部供应冲击的产品种类数从WTO初期的3129种下降到后金融危机时期的2811种。关键进口品种类数则从WTO初期的1297种上升到金融危机时期的1692种，随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下降到1304种。
第二，最易受国际供应冲击的出口品主要为航空航天、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其中，飞机和航天器（HS880320）的供应网络风险暴露程度随着时间不断上升，从WTO初期的生产需要200种关键进口品上升到后金融危机时期的290种。汽车（HS870710）的风险暴露程度则有所下降，所需的关键进口品种类数持续减少，从WTO初期的301种关键进口品下降到后金融危机时期的235种。备受关注的电子集成电路（HS854221）的风险暴露程度低于航空航天和汽车产品，总体保持稳定，需要约170种关键进口品。
第三，影响最广泛的关键进口品主要为塑料、铁矿石、橡胶制品、阀门和关键电子零部件等。这几种产品在三个时期均为大部分出口产品的关键进口品。其中，塑料（HS392690）排名第一，在WTO初期是2858种出口品的关键进口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下降为2596种出口品的关键进口品。铁矿石（HS732690）、橡胶制品（HS401693）和阀门（HS848180）也呈现类似的下降趋势，从WTO初期的约2000种出口品的关键进口品，下降到金融危机时期的约1000种出口品的关键进口品。值得注意的是，电子集成电路（HS854221）的重要性总体在上升，从WTO初期作为134种出口品的关键进口品，上升为金融危机时期的459种，随后下降为后金融危机时期的295种。
第四，产品所需的关键进口品在结构上也发生一定变化，总体反映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我们选择出口金额占比大的一些代表性产品进行具体分析，包括手机、电脑、医疗器具和鞋子。
首先看无线电话（HS852520）。WTO初期，无线电话依赖程度最高的进口投入品前两位分别是接收和传输设备（HS852990）与静电转换器（HS850440）。然而，金融危机及之后时期，排名前两位的关键进口品变为电子集成电路（HS854221）和线路电话、电报设备（HS852520）。这与智能手机出现的时机比较吻合，反映对芯片的需求成了产品生产的关键。
其次，看电脑设备（HS847330）。WTO初期依赖度最高的进口品是塑料（HS392690），金融危机时期变为自动数据处理器（HS847330），后金融危机时期变为电子集成电路（HS854221）。其所需的关键进口品种类数也从6种上升为41种，反映出风险暴露程度的加深和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在提高。
再次，医疗器具（HS901839）方面，其关键进口品主要为原材料类型产品，包括塑料、阀门、钢铁、橡胶制品等，但所需的种类数在不断减少，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摆脱了对大部分进口原材料的高度依赖。
最后是鞋子产品（HS640399），在WTO初期没有显著的进口依赖产品，但金融危机后对皮革和纸板进口有了显著的依赖度，可能是因为质量提升需要更多进口的原材料。
总结起来，我国出口产品中全球供应风险暴露程度最高的是飞机、汽车和电子类产品，进口产品中依赖度较高、影响较广的是塑料、铁矿石、橡胶制品、阀门和关键电子零部件等。从时间变化趋势看，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全球供应风险暴露程度有所下降，但供应结构上越发依赖高技术含量和高质量的进口产品，对原材料的依赖性有所下降。
如何应对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网络潜在的风险？基于产品生产网络的视角，应对全球供应网络风险的核心是抓住两个核心变量：关键进口品的种类数和来源国的多样性。当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依赖的关键进口品的种类数量越多，且能够供应关键进口品的国家选择越少时，该产品面临的全球供应网络风险越大，越有可能陷入供应链断裂的困境。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供应风险，短期应尽可能增加关键进口品来源国的多样性和备选渠道，长期则要降低产品生产所依赖的关键进口品的种类数量，增强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北大国际经济观察》
2022年6月22日
莫家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城市与区域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conomic Inquiry, China Economic Review,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研究成果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二等奖。
供稿：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系
美编：初夏
责编：量子、禾雨、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