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全球寿险行业告别了传统风险保障的单一发展模式，迎来深刻的结构性变化。70余年行业演进中，“长期市场利率趋势性下行、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性上行”两大宏观变量的变化贯穿寿险行业发展的全过程。资本利率与人口寿命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趋势，它并非短期市场扰动，却重塑了寿险行业的经营逻辑与产品格局，倒逼寿险产品重心实现从“死亡风险保障”向“长寿风险保障、家庭财富管理”为主的功能转换。而中国寿险行业呈现顺序倒置、压缩式发展特征，走出了区别于欧美成熟市场的本土化发展路径。
长期利率下行
利率是资本的租金价格，也是金融产品定价的基础。剔除战争、重大疫情、恶性通胀或通缩等短期冲击，人类社会长期利率数千年来整体趋于下行，这主要由时间偏好与资本供需关系共同决定。由于人们更倾向于当下消费，在人类寿命短暂的历史时期，生存不确定性高，大众更看重即时享受，储备未来财富的意愿不足，市场利率维持高位。随着医疗进步、生活条件改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个人生命周期被拉长，民众开始主动为未来做规划，愿意牺牲当下消费进行远期储备，推动长期利率下行。从资本供给来看，古代资本多为简陋住宅、粮食、牲畜、衣物等易损耗资产，存量资本有限，资本的稀缺性推高利率。近代工业革命、城市化与科技创新催生大量新开发土地、基建设施、机器设备、技术专利等长期资产，社会资本存量持续扩大，资本稀缺性下降，带来了利率下行的长期趋势。对寿险行业而言，传统保单的固定预定利率与利率下行趋势天然冲突，这也是利差损风险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部分寿险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正是存量固定利率保单的资产收益无法覆盖负债成本所导致。
各类金融产品利率属性的本质差异带来寿险在利率下行趋势中的特殊困境。基金、券商资管产品受监管约束，严禁保本保收益，收益随市场浮动，不存在利差损风险。银行存款虽有挂牌固定利率，但实际业务中存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银行可以及时调整续存利率，本质上属于浮动利率负债。而寿险保单在签约时就锁定数十年甚至终身的预定利率，保险公司独自承担长期利率波动风险，利率下行时存量高成本保单会持续侵蚀利润。这就意味着销售中简单地将寿险演示收益和储蓄、基金直接对比并不合理，寿险应当跳出短期收益率竞争，立足于自身独特功能建立竞争优势。
预期寿命上行
人均预期寿命的跃升同样是重塑寿险需求的核心因素。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历史阶段，受粮食、医疗、公共卫生条件限制，全球预期寿命长期徘徊在25岁—40岁，不存在系统性长寿风险，寿险业务也局限于身故保障。然而至20世纪，人类寿命迎来快速增长，二战之后更是进入加速阶段。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表明，1950年至2024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提升约27岁，这些得益于抗生素、疫苗普及与公共卫生、粮食条件改善，全球人均寿命年均提升接近0.4岁；2000年后增速明显放缓，但发达国家仍年均提升0.1岁—0.2岁，寿命进入82岁—85岁的平台期。我国人口寿命提升更为显著，人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存在婴儿死亡率极高的因素）提升至1981年的67.8岁，2025年更是达到了79.25岁。
预期寿命的变化大大改变了寿险行业的经营环境，并催生了新的风险保障需求。传统寿险聚焦弥补家庭支柱早亡带来的收入损失，然而随着死亡率持续改善，早亡风险降低，长寿养老压力成为现代社会新的主要风险，居民保险需求逐步从抵御早亡风险转向对冲长寿风险。寿命拉长叠加利率下行，显著抬高寿险公司负债久期（麦考利久期），利差损风险被持续放大。回顾国内寿险行业，20世纪90年代降息遗留的利差损包袱至今尚未完全消化。2018年—2023年售出的相对高预定利率保单形成新的巨额高成本负债，需要资产端收益率达到3.5%以上才能覆盖成本，而当前市场投资收益率仅约3%，从而持续形成利差缺口。这类存量长久期负债的利差压力需要10余年乃至数十年才能逐步化解，倒逼寿险行业加速产品转型。
产品结构性变化
在利率下行与寿命上行双重驱动下，全球寿险产品需求重心也发生显著变化。传统市场以定期寿险为主，核心作用是弥补家庭经济支柱早逝带来的经济损失。二战之后，全球财富不断积累，中产阶级与高净值群体持续壮大，财富保值、风险隔离、代际传承需求快速崛起，年金险、高现金价值终身寿险的市场占比持续提升。定期寿险虽仍是基础保障配置，但已经不再是保费主力。而终身寿险的价值定位发生明显转变，除了补偿遗属生活开支之外，依托指定受益人、离婚析产保护、债务隔离、定向财富传承、规避继承纠纷等法律属性，发展成为重要的财富管理工具，实现产品功能的升级拓展。19世纪中期，美国互助寿险公司大量销售分红终身寿险，自带现金价值，兼具身故保障与储蓄功能，是当时人身险市场上的绝对主力。1950年，美国人身险保费中，寿险（绝大部分是终身寿险）占76%，年金保险只占11%，带现金价值的终身寿险率先成为市场主流。而年金产品虽然历史同样久远，但长期是小众产品，直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个税优惠政策出台与人口老龄化加剧，固定年金实现第一次爆发，保费占比持续抬升；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利率风险，变额年金绑定资本市场又实现第二次爆发，保费规模一举超过终身寿险，年金占人身险总保费从1970年的10%左右一路上涨到目前的50%左右，成为美国人身险第一大险种。
不同于欧美市场渐进式发展，我国寿险行业发展历史短，呈现顺序倒置、压缩式的演进特点。中国保险市场终身寿险和年金保险起步都很早，但市场爆发顺序异于欧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上行与严格生育政策带来的少子化使得养老问题日趋严峻，同时2013年普通人身险费率改革，单独给到养老年金4.025%的预定利率上限，高于普通寿险3.5%，导致我国养老年金在2013年—2019年率先爆发，市场表现为优先解决长寿养老需求。2019年4.025%预定利率年金停售之后，由于市场缺乏锁定长期利率的储蓄工具，增额终身寿险凭借现金价值确定性、支取灵活、兼顾财富传承的特点，迅速填补空白，在2020年—2022年实现爆发，接替年金险成为储蓄类保险第一主力。但增额终身寿险并未形成对年金保险的绝对碾压，直至2023年监管下调预定利率到3.0%，并伴随个人养老金制度2024年在全国全面实施，增额寿险热潮又开始回落，而年金产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占比又稳步提高。与欧美市场相比，我国寿险市场产品结构的演化打上了更多的政策烙印。
在市场利率下行与人均寿命上行的背景下，即便定期寿险费率不断走低，国内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依旧偏弱，年金保险与终身寿险等储蓄传承类产品长期占据市场主导，呈现双头并进的局面。这种市场特征源于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实压力下，叠加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仍在持续完善过程中，中国居民重视借助商业保险自主储备养老资金来应对长寿风险。同时，国内家庭储蓄意识强，居民资产保值增值诉求较强；传统家族与家庭文化使得大众的财富代际传承观念厚重，偏好灵活度更高的储蓄型终身寿险。在上述基础上，中国寿险行业走出了一条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营逻辑与产品结构的快速重构。
——原载《中国银行保险报》
2026年10月14日
作者简介
朱南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
供稿：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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