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5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首届博士生论坛在经济学院储吉旺报告厅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学”专业共有8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下篇），与读者分享。
2017级博士生王帅：可变投资金额机制对自愿参与公共物品博弈的影响研究
王帅指出如何激励私人提供公共物品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在人类社会中，由于个人财富、社会地位等个人特征因素和地域、环境等外在因素不同, 社会中公共物品投入水平普遍呈现异质性和多样性。目前文献中关于异质性投资的研究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大多文献将个体投入差异化的方式设定为与网络结构有关，这实际上是静态的异质性投资设定，与现实中人们根据收益动态调整投资金额设定不符；第二，动态调整投资水平的相关文献，仅将个体的总投资在其参加的多个博弈小组之间进行分配，例如认为合作者更倾向于将主要资金投向上一轮获得了更高收益的博弈小组，这种异质性投资实质上仅仅是一种分配行为,每个合作者在每轮的总投资仍然是不变的；第三，大多数文献仅设定合作者和背叛者两种策略，而现实中大多数公共物品博弈并非强制参与，自愿参与策略在文献中少有体现。
基于上述问题，王帅基于现实中公共物品投资金额存在个体异质性且可以动态调整的考虑，在传统固定投资自愿参与公共物品博弈中引入了可变投资金额机制，此时个人不仅可以选择是否提供公共物品，还可以决定提供多少公共物品， 这种更符合实际的模型设定使博弈结果对现实问题有更强的解释力。
研究结果表明: 可变投资金额机制对社会合作水平的提高存在“双刃剑效应”，主要体现在只有收益率适中的情况下，可变投资公共物品博弈均衡时的合作者比例才会比固定投资的更高。尽管如此，可变投资金额机制仍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提高社会平均收益和公共物品供给总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地悲剧”。研究发现，增加投资金额上限会使合作者比例先小幅提高然后降低，同时，孤独者收益的增加对社会合作水平有倒U型影响，这主要与三种策略的收益之差变化有关系。此外，在混合策略调整过程中对上一轮收益适当的反应强度有助于社会合作的出现和合作水平的提高。本研究为现实中公共物品私人自愿供给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报告结束后，参会师生与王帅在相关文献、博弈策略、公共物品定义以及模型设定细节等方面充分交流想法并展开讨论。最后，王帅总结全文工作，并提出了未来工作展望：设定其他的邻居关系，使用其他的策略模仿和学习机制得出的结论与本文有何异同；在可变投资金额公共物品博弈中，如何通过机制设计来激励博弈参与者的策略反应强度，以促进社会合作行为的出现和社会合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使本文的理论研究更具应用意义，也是本文未来研究工作的方向。
2017级博士生吴瀚然：中国去产能视角下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兼论去产能政策的绿色效应
作为中国近年来覆盖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抑制型政策，去产能政策针对“以量扩张”传统发展路径中一批长期投资过度、生产过剩的产业，通过“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的手段达到抑制盲目扩张、恢复价格机制、提升产业利润的目的，维护了相关产业的健康、有序成长。那么，去产能政策的综合政策效果是什么？下游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上游？去产能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么？技术创新能够降低政策成本么？
针对上述问题，吴瀚然基于政策效果的部门间传导视角，在研究中构建了包含上游能源生产部门和能源供应部门、中游中间产品生产部门、下游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以对高耗能产业生产函数施加外生冲击的方式刻画中国2015年开始实施的去产能政策，并通过校准模型分析核心内生变量在政策冲击时期相较于平衡增长路径时期的变化。结果显示，去产能政策的外生冲击对不同部门的内生变量产生了巨大影响，跨部门传导地改变了价格、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具体而言，第一，以“短期阵痛”为代价的去产能政策能够实现提振过剩产业产品价格的基础政策目标；第二，在能源部门技术创新的内生设定下，去产能政策能够提高绿色能源占能源使用总量的比重，实现“绿色结构效应”；第三，去产能政策能够降低绿色能源的相对价格，实现“绿色成本效应”。
研究结论表明，内生的技术创新是完善去产能政策传导、降低政策成本的关键环节，推动了下游过剩产业的市场提振和上游能源部门的绿色转型。鉴于此，吴瀚然提出，政府应谨慎使用“一刀切”产业政策，施政时应针对不同产业的技术比较优势量体裁衣，合理设计产业政策；企业尤其是过剩行业企业应当紧紧抓住中国经济由高增长过渡到高质量的转型升级时期的机遇，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凭借“科技化”“绿色化”战略在市场中提升核心竞争力。
最后，评委老师与吴瀚然进行了充分的互动，对该研究的方法选择、政策含义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并针对产能过剩的经济学定义、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效应、去产能政策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2016级博士生祝丽丽：我国居民信息消费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问题提出部分，祝丽丽认为，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与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信息消费逐渐渗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信息消费存在城乡差异，影响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的发挥。该研究旨在从宏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角度和微观消费者信息消费行为角度出发，分析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影响因素，寻找缩小城乡信息消费差异的有效路径。
在借鉴已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祝丽丽将信息消费定义为是一种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通过信息获取、占有、加工、共享和使用，以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消费活动。通过对我国1993-2019年31个省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现状与演变趋势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具有收敛特征，表明信息消费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中受重视程度逐渐一致。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法对地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来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跨区域的“超变密度”是城乡差异的主要来源，因而要注意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空间非均衡问题。
在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祝丽丽分别从宏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角度和微观消费者信息消费行为角度进行讨论。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表明，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通过扩大信息产业从业人数进而缩小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在对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分析中，祝丽丽重点关注互联网上网时长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影响。利用Heckman模型对CGSS2017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可能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后，互联网上网时长对居民信息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存在城乡差异。异质性分析显示城乡差异在东中西部均显著存在，在家庭经济水平处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群体中存在，但在高于平均水平的群体中不显著。研究认为城乡差异的形成原因主要有城乡分割属性、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家庭消费升级程度不同。
祝丽丽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缩小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信息素养等措施有助于引导居民信息消费行为。
报告过程中参会老师主要就信息消费的定义与测度方面与祝丽丽展开了讨论，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机制提出了疑问，建议祝丽丽进一步明确概念定义，统一指标选择，完善机制分析。
2017级博士生郑梦圆：中国货币政策冲击的信息效应与“价格之谜”——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
在问题提出部分，郑梦圆指出，基于经典货币经济学理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价格水平上涨。然而，实际情况是货币政策冲击对价格的影响可能与传统理论相悖，从统计结果上看，正向的货币供应量冲击并未显著导致通货膨胀增加，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显著提高价格水平。这就是所谓的“价格之谜”。她通过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的解释是，货币当局相较市场主体拥有更全面、准确的内部信息，并基于这一信息制定了相应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的信息发布会进一步推升市场情绪，并影响市场行为。这一机制被称为信息效应。既往文献在检验“价格之谜”的成因时，往往选择控制市场预期等间接指标，未能直接控制货币政策基于的内部信息。因此，郑梦圆建立了一个实证模型，这一模型更直接地考虑了货币政策冲击所基于的内部信息。她的研究通过文本分析衡量央行公告语调，将信息效应与其他效应分离，以更好地控制货币政策的信息效应。
郑梦圆通过文本分析技术提取央行货币政策所基于的当局信息优势，构造央行文本语调指数，并将构造文本语调指数纳入SVAR系统，以控制传统变量无法衡量的信息效应，此时“价格之谜”消失。她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央行货币政策的信息效应是“价格之谜”出现的重要原因。央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也向市场释放了关于经济过热或过冷的内部信息，并通过市场预期影响通胀率，进而影响既定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该报告引发了在座老师和同学们的兴趣，师生们围绕宏观货币政策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在座老师提出了两个具有价值的改进建议。第一，宽松货币政策和消费物价没有出现明显上涨的现象确实广泛存在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中。与此同时，资产的价格上涨也是存在的现象，信息效应的抵消作用是否可以解释资产价格上涨的现象，仍然值得进一步考虑。第二，控制信息效应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控制方式与控制市场预期的方式孰优孰劣，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有同学提出，在使用积极词汇进行衡量的同时，使用反向词汇进行衡量的方法也可以考虑，结合两种度量方式的结果可能更加准确。
供稿单位：资源、环境与产业经济学系
供稿人：李晨光、郭雨蕙、刘睿媛、吴国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