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4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第二届博士生论坛在经济学院储吉旺报告厅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共有9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下篇），与读者分享。
2018级博士生陆春华：官员个人经历特征与地方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行政区域的经验证据
陆春华指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地方官员通常被认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选拔与任用干部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各地区之间的官员横向交流、上级党政机关与地方之间的官员纵向交流成为常态。随着官员跨地区、跨部门交流的日益常态化，官员的背景经历也日趋多元，如何根据地区特点及经济发展需求来匹配具有合适经历、特征的官员，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陆春华运用2001年—2019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省委书记、省长的经历特征及地方经济发展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官员经历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部委工作经历的官员和具有两次以上跨省工作经历的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官员和具有博士学习经历的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该结论在排除内生性的子样本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官员经历主要通过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政府支出增长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异质性分析显示，省委书记的自身经历比省长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更显著；官员经历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相较于2010年后，官员经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10年前更为显著；官员经历对不同财政分权程度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
陆春华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1）应加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之间的领导干部交流，由于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官员更加注重效率、强调速度，更熟悉微观经济运行，通常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促进经济增长。（2）重点培养学历较高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拥有博士学历的官员。高学历的地方官员往往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更多的知识储备，能在任职期间发挥自己的能力优势，更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且东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考虑调任官员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才能更好地发挥官员的个人经历优势。
该报告引发了在座老师和同学们的兴趣，参会师生与陆春华就政策含义、模型控制变量选取、稳健性分析以及机制检验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热烈的互动与讨论。
2018级博士生陈锐钒：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动的影响
现代企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由全体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负责，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董事会聘任CEO来具体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股东和董事会之间以及董事会与CEO之间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委托-代理”关系。无论是董事会还是经理层，其行使职权都需要拥有一定的权力和权威。因此，公司内部的权力配置势必对公司及绩效表现产生影响。
公司绩效稳定直接关系到公司价值的稳定性，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也是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另外，绩效波动可以反映公司经营和治理的规范性，关注公司绩效波动的成因可以为规范公司治理、防范重大违规行为、提升监管效能提供有效指导。
陈锐钒报告的文章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了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动的影响。文章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CEO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CEO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U型关系。首先，当CEO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文章进一步用CEO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
研究结论表明，在监管实践中，除了需关注来自职位头衔的“名义权力”外，高管的“实际权力”也应受到更多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绩效稳定、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监管部门可以从公司高管的权力结构出发，执行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政策。（1）对于董事长和CEO权力接近的公司，公司治理实践上应注重机制设计，加强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分工合作，避免因权力斗争给公司带来损害；（2）对于一方权力独大的公司，由于缺乏权力的制约，监管部门应着重关注其违规行为，防止高管损害投资者的权益。
报告期间，评委老师与陈锐钒进行了充分互动，并给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这篇研究以公司治理为背景，其经济学逻辑也适用于其他更广义的组织。评委老师建议可以从更广义的组织语境中，先构建理论模型，然后以CEO和董事长的权力配置作为例证，在更广泛的视角下解读研究发现。另外，在汇报结果时，评委老师建议用图形更直观地展示绩效波动和权力差距的U型关系，在说明权力指标时也需更为详细。
2018级博士生唐昱阳：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环境治理的力度，各类环保政策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形势依然严峻。同时，中国一直以来都对气候问题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给予高度关注，并已经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双碳”的承诺——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绿色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大国担当的一种体现。中国的双重减排（碳减排和污染减排）目标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压力。但是，人类共同义务的担当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使我们必须承担起这一压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碳和污染的协同治理被提出并在实践中逐渐开始实施。然而，关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较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尚显不足。
唐昱阳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碳和污染的偏均衡模型，以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问题做出定性分析。通过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碳减排承诺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所造成的影响。模型探讨了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意义，并表明碳排放由于具有全局意义，因此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建立独立的区域分割市场在理论上是等价的；而在实践上，由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可以扩大市场容量，活跃市场交易，避免薄市场的出现，因此，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优于建立独立的区域分割市场。而污染由于通常只具有区域性，宜分别建立独立的区域市场，或者分区域开征污染税。对于污染，开征全国统一的污染税将导致国民福利损失；但考虑到薄市场问题带来的市场失灵，应对污染治理的区划分组标准适当放宽。
模型的结论表明，碳排放和污染排放不是相互独立的，在制定大气环境政策时，如果仅仅考虑治理碳和传统大气污染物其中的一个方面，哪怕在没有国际承诺的条件下，也将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模型分析还揭示了基于碳与污染的不同特性而应采取的不同的而又协调的治理关系，并显示出应避免“双重惩罚”；指出碳价格的形成与污染税率（或排污权价格）的制定存在一定的关系，只有当政策满足这样的关系时，才能达到国际承诺减排量的条件下的最优。
报告过程中，评委老师们与唐昱阳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对于模型变量的设定、建模与现实世界的吻合性以及结论的强度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同时对于在福利函数、治理成本、社会边际损害等细节上提出了改进思路。另外，老师们也建议在模型的设定上可以再多去参考已有经典文献的设定，增强模型的说服力。
2018级博士生张小可：绿色金融政策的双重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关键力量。文章认为，绿色金融政策对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不仅体现在引导资源在污染行业和绿色行业之间进行优化配置，还可能有助于改善污染型行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减少传统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特征，低生产率企业有机会以较低成本攫取生产资源从而获得更多市场生存机会，阻碍资源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而绿色金融政策作为一种环境规制手段，能够通过内部化环境成本弥补污染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从而挤压污染行业内低效率企业的生存空间，实现企业规模的动态调整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
张小可以2012年绿色信贷政策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和轻污染行业之间，以及重污染行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优化作用。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起到显著的行业间资源配置优化效果，具体表现为政策施行后，重污染企业的信贷融资、新增投资以及市场份额相较非重污染企业显著减少。(2)绿色信贷政策对于改善重污染行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起到显著作用。绿色信贷政策引发的效率改善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解释，一是其给企业带来技术革新动力，二是其加剧了企业规模的动态调整，三是其缓解了企业所受信贷歧视。(3)绿色信贷政策的行业内部资源配置改善效果在异质性行业中呈现出显著非对称性。具体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主导的污染行业、高垄断性污染行业以及非技术密集型污染行业受绿色信贷冲击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从侧面支持了绿色信贷引发效率改善的三种可能途径。(4)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资本要素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同时在产出端也提高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尚未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人力要素流动产生影响。以上发现揭示了行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微观机制。
文章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绿色金融政策与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文章探讨了绿色信贷政策对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讨论了政策效果在不同类型行业中的异质性，从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视角出发对绿色金融政策进行评价，是对既有研究的补充。第二，有益于深化对政策干预的资源配置效应的认识。既有关于政策干预对资源配置效应的研究认为在信贷歧视等扭曲下，产业政策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但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反而有利于资金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进行重新配置，有效减轻了非国有企业所受信贷歧视。第三，拓展了环境政策资源配置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的传导机制和微观基础，是理解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切入点，而国内现有关于环境政策影响资源配置的研究中对于要素层面传导机制的探讨仍然不足。文章通过进一步研究展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下，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生产要素配置过程，拓展了资源配置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
评委老师从三个方面对文章提出了改进意见：第一，绿色信贷政策作用区间内可能存在其他政策影响，需要对实证过程进行细化以剔除其他政策干扰。第二，是否可以考虑利用绿色金融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事件冲击，考察绿色金融的影响效果。第三，可以考虑更换部分变量度量方式重新进行检验，提高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2018级博士生苏品一：中非贸易下中国和非洲的耕地使用及转移问题
耕地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都至关重要。耕地资源利用配置不平衡，利用效率差异使得耕地资源保护成为世界性问题。贸易往来过程中也伴随着大量隐含耕地的转移，隐含耕地资源流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下得到广泛关注。中国和非洲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两极，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同时中国与非洲在各自经济发展现状下面临不同的耕地利用问题。
苏品一以中非合作论坛国家为研究对象，刻画了全球视角下中非贸易之间的隐含耕地的流动、结构和变动趋势，进而从隐含耕地的视角回应关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掠夺非洲大量耕地资源的论断。进一步，苏品一从研究结果入手，旨在为中非解决各自的耕地资源问题，在更广泛的空间上发挥双方的合作潜力。
苏品一通过研究指出，第一，消费端视角下，中国自非洲净进口了大量的隐含耕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非洲则一定程度上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资金优势，双方间耕地资源的转移是双赢的结果。第二，中非双方隐含耕地使用强度不断下降，即隐含耕地使用效率呈向好趋势，即中非双边贸易对耕地资源利用的改善和集约程度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第三，全球视角下的中非耕地源到汇转移核算表明来自于非洲的耕地资源对中国至关重要，但与欧、美相比，中国自贸易中获取的非洲耕地仍为少数，中国自非洲掠夺耕地资源的说法不实。
报告过程中，参会师生与苏品一就研究主题选择，研究结论与现实的匹配程度以及如何更好地表达研究目的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张鹏飞老师和王敏老师认为文章可以转换研究视角，单独将中国或者非洲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与各自贸易伙伴之间的隐含耕地转移问题；侯玲玲老师建议进一步梳理引言和结论，以突出研究中非之间隐含耕地转移这一主题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