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0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第三届博士生论坛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顺利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共有8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下篇），与读者分享。
2020级博士生林杰：Towards a Higher Level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A Review and Introspection of the LSS Debate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平衡的基本保障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物种正在以远比以往快的速度灭绝。在人类的活动中，土地利用变化是一大损害来源，而大部分的土地利用变化源自农业发展。有关如何权衡农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两种观点:实行土地节约策略和实行土地共享策略，由此形成了著名的land sparing and land sharing（LSS）争论。针对这一持续十几年而至今尚未有定论的争论，林杰通过文献综述和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本质进行了探讨。
林杰在WoS上检索了近十年的文献，为确保文章质量，以自然科学领域、经济领域和相关跨学科领域的高质量期刊进一步限定了文献范围，最终在详细梳理文献后确定了106篇文献。通过对106篇文献的归纳和总结，林杰发现除几篇文献综述外，文献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一地点某一物种情景下土地节约和土地共享的具体实施效果，所得结论高度依赖于策略实施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文献研究也揭露出了两种策略各自存在的问题：土地节约策略下往往存在杰文斯悖论、保护区保护不力等问题；土地共享策略下的问题则主要有生态陷阱、人与动物的冲突和家畜-野生动物疾病传播等。其中，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公平正义问题——国际贸易下发达地区的消费引起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土地利用扩张，而后者往往也是资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中重大事件的回顾，林杰指出，土地节约策略本质上是技术主义思想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思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发生在能源领域的杰文斯悖论也会发生在农业领域。土地共享策略反映地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可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例子中受到启示。为了更可持续地发展，应该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原则。如此原则下才能更清楚地讨论公平正义问题。
公平正义问题主要可分为代内平等、代际平等和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平等三个方面。代内平等体现为不平等会加剧土地扩张，以及不同地区和人群承担了不同程度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代际平等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人与物种之间的关系则在于“内在价值”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明晰了这些问题后，林杰指出应该实行理性共享。理性共享下没有技术效率损失，即使土地扩张也是可恢复、可逆转的扩张。需要注意的是，理性共享不是毫无边界的共享，有关生物多样性损失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报告结束后，评委老师就论文完善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刘培林老师推荐了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毛捷老师建议以citespace等手段进行文献可视化以更好地展现文献分析。梁远宁老师建议未来研究可关注相关政策或在数据可得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某一物种的经济影响。
2020级博士生方一鸣：Climate Policy, Enterprise Value and Green Innovation
当前，全球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危机，社会整体的气候风险意识也不断提高。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可持续发展，这也导致“碳撤资”现象兴起——由于高碳排放企业承担着主要的碳减排任务，投资者可能会积极剥离手中持有的高碳排放企业股。那么，针对碳减排的气候政策是否会对高碳排放企业的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高碳排放企业是否会以绿色创新，例如优化清洁技术、降低碳足迹等行动来回应，从而减轻这种负面影响？鉴于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高的国家，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我国更好地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因此，文章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联系了两种“波特假说”，定性地分析了气候政策对于高碳排放企业的企业价值、绿色创新行为、以及缓和效应的影响，并且利用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对模型的相关假设和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碳撤资”现象确实存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企业的企业价值，这种影响会通过企业内部自身经营和外部投资者情绪这两种渠道来传递。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并且绿色创新行为对“碳撤资”现象有一定的缓和作用，但目前来看效果有限。
报告过程中，评委老师与方一鸣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张博老师针对模型的碳排放成本设定提出了改进建议；张鹏飞老师针对模型中厂商生产函数假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炜老师在理论部分和实证部分的衔接上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其他评委老师也对模型设计、政策背景、以及实证部分的进一步扩充等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2020级博士生李沛歆：A Good Time to Be? Higher Educ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Awareness: Evidence from Gaokao Reformations
我国于2021年推出了三胎政策，目的是抑制出生率连年下滑，保障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然而，该政策也引发了社会舆论对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担忧，即假如育龄期妇女需抚养更多孩子、更大程度地回归家庭，则势必产生生育及养育后代与女性自身职业发展及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冲突矛盾。为回应舆论对此问题的讨论，找寻破解性别偏见的方法，有必要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及化解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为此，本文构建了基于一般均衡和博弈论的理论模型，解释了学历与性别平等观念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在学历与工作性质匹配、多数家庭属于同质婚的均衡情形下，重体力劳动、技术工种及白领工作岗位上，男性较女性的边际劳动力水平优势逐渐减小。因而，随着学历的提高，女性较男性的收入劣势也逐渐减小，她们的话语权及社会地位也相应逐渐提升。
此外，本文还构建了实证模型，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受访者就性别刻板印象说法的认同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1977年恢复高考和1998大学扩招作为两次自然实验，以1978和1999这两个政策实施年份作为断点，利用断点回归法（RD）来检验和估计高等教育究竟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纠正人们在社会上、核心家庭及主干家庭中所表现出的性别刻板认知。结果表明，两项政策提升了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的概率的同时，也显著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其中，1977年的政策使女性更加认同妻子家在主干家庭中的地位不应低于丈夫家；1998年的政策则提高了女性的一般性性别平等认知，并使男性更加认同核心家庭中夫妻应当平分家务。
以上证据及稳健性检验表明，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的确能够纠正性别偏见，破解性别刻板印象。同时，同学历水平、同生活年代的男性与女性之间仍存在性别平等认知的非同步性。因此，我国教育部门一方面需要着力提升居民的教育水平和道德素养，设立帮扶计划促进低收入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工作任重道远，有必要在各学段推行性别平等的教育及宣传工作。
报告过程中，与会老师对文章的选题角度及价值，以及文章的完整性和规范性表达了认可，并就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细节与李沛歆同学进行了问答。刘培林老师建议文章可以尝试加入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异质性分析，毛捷老师对文章引言提出了修改建议，尤炜老师则建议还可以加入第二胎性别作为客观层面的被解释变量。
2020级博士生罗轩媛：Legislation improvement alleviates the decoupling between welfare and wealth in China
财富一直被视为福利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在当今世界，财富的增长带来的福利提升似乎越来越少，即福利和财富发生了脱钩，二者之间的差距随着财富膨胀在不断扩大。更极端的情形是，当经济扩张到一定水平后，财富的继续增长甚至可能带来福利的负增长，这是一种戴利所言的“不经济的增长”，显然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
在实证分析中，罗轩媛分别选取了人均GDP和人均GPI来作为财富和福利变化值的指示变量，并利用GPI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福利和财富的脱钩程度。针对中国的福利和财富脱钩现状，罗轩媛首先给出了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据证实了相对脱钩的存在，接着给出了减缓脱钩的一个解决方案——法制化提升。
研究结果发现，法制化提升能显著地减缓脱钩。进一步分析不同特征的立法对于减缓脱钩的差异化影响，罗轩媛分别从效力级别、发布单位级别、立法类型三个维度出发对立法进行划分。研究结果显示，高效力级别的立法减缓脱钩的长期效果显著，更低效力级别的立法短期效果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高效力级别的地方性法规是更低效力级别的政府规章、文件等的上位法，制定了基本原则，具体效果要通过下位法来传递；而省级立法与省级以下单位立法对减缓脱钩有相似的影响，一方面，省级立法有更大的生效范围，另一方面，市政或下级当局更了解地方情况，可以设计出更适合地方的法条，所以省级立法和更低级别单位立法都具有减缓脱钩的效果；环保相关立法与非环保相关立法相比，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发挥效果，且环保相关立法对于减缓脱钩的效果很强。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的立法带来的积极影响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制化进程的推进而呈现出边际效果递减的态势，因此，在欠发达地区，立法减缓脱钩的效果更好。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传统领域的立法越来越趋于完善和成熟，新的相关立法往往会越来越有针对性，其影响也会更小。而三产占比高的地区，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很多新部门如通信技术、计算机服务、娱乐业等涌现，对这些新部门而言，新的立法具有很高的边际效果，抵消了传统部门立法效果的下降，使得新的立法对减缓脱钩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基于此罗轩媛提出建议，立法应侧重在新兴领域，因为其减缓脱钩的效果是边际递减的。
报告过程中，参会师生与罗轩媛就文章选题、指标选取和计量模型设定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展开了讨论。张志祥老师和徐朝阳老师就文章关注的福利和财富脱钩问题和福利指标的选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刘培林老师关注了验证脱钩的计量模型的设定，毛捷老师也表示文中三个计量方程的设定可能容易受到审稿人的攻击。尤炜老师指出了因果识别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建议进行更多的机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