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7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第八届博士生论坛在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共有6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上篇），与读者分享。
2020级博士生李沛歆（独立作者）：择木而栖：户籍改革、劳动者分流与收入分化
劳动者与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提升有效控制了地区间收入差距，保证了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经验事实分析发现，我国劳动者分流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相关性很强。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个体和地区异质性、劳动者流动和生产力不确定性的三地动态均衡模型，引入了劳动者跨市流动的内生决策和地区劳动力定价机制。此外，本文还利用2010-2018 CMDS数据，构建队列三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2014年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对劳动者分流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方面，本文构建了三地模型，并模拟了各地放开劳动者流动前后的生产力、劳动供给量和收入分布。模型通过为各地赋予不同的日常成本、购房成本、社会保障和落户成本，推算了均衡处各地劳动者生产力、劳动供给量和收入分布。模型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为不同地区设置了不同的落户成本，检验劳动者流动程度对各地生产力、劳动供给量和收入分布的冲击。研究发现，在放开劳动者流动之前，日常成本、购房成本、社会保障和落户成本越高，地区的生产力、劳动供给量和收入越高。放开之后，落户成本适当提升能够促进地区生产力、劳动供给量、收入分布右移，但落户成本的过分提升会导致该地区失去对劳动者的吸引力，从而使地区生产力、劳动供给量、收入分布不能右移。
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构建了队列三重差分模型，研究户籍管理制度变革对不同城市外来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将样本按照流动年份、流动目的地城市、流动类型对样本进行划分，对比政策前后流动至当前城市的外来劳动者收入。探究发现，2014年的政策缩小了其他城市外来劳动者与一线城市外来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但经济发展情况较好的二线城市相对收入上升主要是因为高学历劳动者的涌入，经济仍在发展的三线及以下城市相对收入上升主要是因为中低学历劳动者的涌入。
评审老师对本文提出指导建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张志祥老师指出，文章可进一步探讨劳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关系网络对劳动者流动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谢伦裕老师建议，文章的理论模型还需要增加对城乡流动群体的刻画，捕捉他们流动的决策因素。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张明昂老师提出，文章可进一步讨论异质化劳动者劳动供给的互补效应，并利用企业雇佣层面的实证分析来佐证文章的实证结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系刘政文老师指出，应提升论文研究的精度，从而为现有研究提供一些有益补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系梁远宁老师建议，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讨论劳动者流动行为对他们的收入分位数的影响。
2020级博士生林杰（合作者：季曦）：农业发展与鸟类——来自农产品主产区的例子
城镇化工业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得到了高度关注并已有丰富的研究，然而对农业发展生态影响的认识还不足。尤其是农业用地作为影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尚缺乏与农业发展影响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实证评估与分析。实际上，农田作为半自然化地区既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也能为物种提供栖息地，但后者的作用常常被忽视，我国也缺乏兼顾农业生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指导政策。对此，本文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政策中农产品主产区设立这一外生冲击研究我国农业地区相较于城市化地区的鸟类情况，探究我国农业活动是否既能实现生产发展又能发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本文手动整理了全国所有县域的主体功能区划名单用以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根据地理分布坐标使用和处理了来自eBird数据库的鸟类数据，以鸟类总数量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研究发现，相较于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的设立使得鸟类数量下降了6.33%，且对周边地区有溢出效应。原因主要在于，相较于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政策本身更关注粮食产量，对生态环境有所忽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农田面积增加以及化肥、农用塑料薄膜和农机等农业投入的集约化发展使鸟类受到了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不受威胁物种的鸟类、未列入保护名录的鸟类受到更大的影响，这说明受到较少保护的鸟类承担了更多的负向作用。汾渭平原主产区位于秦岭地区，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从而相较于其他农业带有更大的负面影响。小麦区相较于水稻区、北方地区相较于南方地区受到了更大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北方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程度更高。粮食主产区相较于产销平衡区和粮食主销区，中部地区相较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鸟类有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为我国接下来与农业、农业地区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施策靶向。以上结果说明，我国农田尚没有较好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没有实现农业发展与鸟类保护共赢的局面。未来农业发展与主体功能区规划亟需纳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考量，抑制农业活动对鸟类和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甚至能够在保证农业发展的同时对生物多样性形成正向促进作用。
在报告过程中，各位评委老师就对照组设置、控制变量、回归方法、机制分析等方面进行了评议。张志祥老师指出，可使用更详细的农药施用及相关数据进一步探究“农药-昆虫-鸟类”的食物链传导机制。谢伦裕老师提出需要注意实验组和对照组设置的严谨性问题，指出控制不够严谨时研究结果的效应可能来自对照组的变化而非实验组。张明昂老师对机制分析所使用的方法提出了增加固定效应控制等完善建议。刘政文老师指出，可使用控制了观鸟因素后的误差项进行画图来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区别。梁远宁老师就稳健性检验所使用的具体指数和方法提出了改进建议。
2020级博士生罗轩媛（独立作者）：劳动力空心化对农村家庭炊事用能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
中国农村能源消费转型对于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可能对这一进程的推进造成了阻碍。文章在农村家庭炊事用能选择理论模型中纳入了在家成员对于清洁能源的认知程度特征，并系统分析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空心化对家庭清洁炊事用能选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家庭用能选择影响因素相关文献作了有益补充，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年到2022年的七轮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可靠的实证检验，为理解劳动力空心化给留守成员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发现：第一，家庭劳动力空心化会显著阻碍家庭的炊事用能清洁化转型；第二，家庭劳动力空心化是通过降低在家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降低在家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加剧家庭社会资本的流失和使得家庭消费决策更加趋于保守来阻碍家庭的炊事用能清洁化转型；第三，家庭劳动力规模的提高能减弱劳动力空心化对清洁能源使用的负面影响；第四，村庄清洁能源采用率的提高或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丰富会促进家庭对清洁能源的使用，但同时也会放大劳动力空心化对清洁能源使用的负面影响。文章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失带来的后果可能比想象中更为严重，要全面振兴乡村必须以乡村人才的振兴为前提，以人才振兴支撑产业、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在家劳动力非农就业比的减少一方面会限制家庭收入、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会进一步压缩本地的非农劳动力供给、不利于农村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类似地，与家庭劳动力空心化相伴相生的农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流失将给乡村的经济发展建设、社会基层治理带来负面影响。人才不振、产业不兴会加剧农村地区发展困局的恶性循环，阻碍乡村振兴和能源转型进程的推进。
在点评环节，张志祥老师指出，该研究可做进一步的细化分析，比如针对村庄是否通天然气展开异质性讨论、考虑农村家庭使用传统能源的机会成本等。谢伦裕老师指出，文中对清洁能源和非清洁能源的划分依据说服力不足，使文章的研究动机与研究内容的连贯性欠佳，建议将研究主题改为农村家庭从传统能源向商品能源的转型；同时针对文章在理论模型设定与基本事实的契合度、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以及经济学论文用语表达上的不足提出了建议。张明昂老师指出，文章的实证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选用的工具变量对于内生性问题的缓解效果有限，应进一步优化实证计量模型设定。刘政文老师指出，文章的引言部分对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阐释力度不足，应引证更多文献来支撑研究的合理性。
供稿单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系
供稿人：李沛歆、林杰、罗轩媛
整理人：胡悦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