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政府正在多方为劳动者寻求工作机会，包括呼吁跨国公司将业务撤回国内，欢迎外国企业到美国提供工作岗位，以及令世界侧目的试图设置贸易壁垒，重谈多边、区域性贸易投资协议等贸易保护动向。
设置贸易壁垒纠正贸易逆差、进而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一向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主要理由。就其效果，上个世纪贸易经济学理论及经验研究已有定论：贸易壁垒可以缓和某个行业的贸易差额和失业，但是解决不了失业问题。在新世纪，传统贸易壁垒对就业的作用力进一步减弱。
在上个世纪的制造业，美国先后与日德、新兴工业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展开产业分工与贸易。美国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自由贸易的结果造成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渐萎缩，这些行业的工人——主要是低技能劳动者失去工作岗位，收入相应下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技术进步导致制造业生产流程及零部件越来越标准化，电子、服装和汽车制造等产业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分离出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离岸外包的方式转到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其结果，美国国内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进一步下降，低技能工人的失业加剧，工资水平相对于高技能工人呈下降趋势，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大。
设置进口壁垒虽然可以增加上述行业的就业，但是会造成出口行业成本提高以及外国的贸易报复，由此形成新的失业问题。针对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进口行业就业影响，通行的做法是采取国内政策而非对外政策。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贸易立法确立了针对失业的贸易调整计划，对失业工人进行收入补贴和再就业支持。如再就业培训计划、求职援助、提高创业能力的信贷或培训计划、就业补贴等。此外，发达国家还普遍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帮助失业者转岗，以及通过再分配政策缩小收入的差距。经验来看，国内政策调整比贸易保护措施的成本更低，解决就业的效果更好。但是进入新世纪，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兴起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广泛运用，生产方式及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巨变，加剧了就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
新信息技术及其运用的广泛创新(如电子信息交换平台、物联网、手机APP)一方面使各种信息跨国传输成本骤降;另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工作流程或任务不再限定于特定场所(比如编程、数据分析、采购、培训、医疗诊断、银行服务)，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也无须在固定的场所工作(比如工厂技工、售后服务员、培训师、设计师、编程员、医生、律师)。过去因运输成本、信息输送技术及成本限制不能进行国际交换的教育、法律、咨询、财务等服务现在成了可贸易品，像产品零部件一样可以离岸分包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完成。以高盛公司为例，2004年，高盛将后台业务搬到印度班加罗尔时雇用了300名员工为其前台业务提供信息技术、财务和会计等服务。到如今，高盛在班加罗尔的雇员已增加到4000名，另外还有1000多名承担外包业务的合同工，工作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前台、后台业务。
信息传输成本下降和服务的可贸易在扩大国际贸易领域的同时，加大了失业的范围。贸易领域扩大表现在几乎所有的行业，无论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行业，还是进口行业，甚至原来不可贸易的服务业行业，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离岸任务外包。国际之间不再主要就商品和零部件进行交换，而是就任务进行交换。编程、咨询、财务、管理、教育等服务的提供者不同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就业者，他们通常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甚至大专、大学教育的中级技能工人。大量的任务离岸外包出去之后，使各行各业相当数量的中级技能工人失去工作机会。然而，这并不表明全球化是失业及不平等的根源。
导致美国失业增加、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全球化，而是技术进步。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低技能工人相对工资水平下降的研究发现，在各种影响因素中，技术进步是首要因素，贡献率为30%，贸易和全球化只能解释10%~15%左右。这是因为IT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的普及与运用使所有行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普遍降低。而近期相关研究的结果与此类似，新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导致中低技能工人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全球化则放大了这种影响机制。
由于新信息技术层出不穷的创新和运用，生产、消费和交换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生产趋向智能化、交易趋向平台化、消费呈现共享性，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取代，越来越多的任务可以贸易，越来越多的人被全球化所裹挟，全球价值链越来越复杂多样。这种影响如此广泛、深入、快速，以至于人们来不及对此作出职业调整，美国政府也有意无意没有出台旨在抹平差距的国内措施。设置贸易壁垒可能是一项简单易行且利于获取民心的政治策略，绝非解决技术进步带来的经全球化放大的就业问题的良方。
（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5月2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