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写这么一个题目，是因为最近参加两个活动引起的一点联想，以及我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若干朦朦胧胧的思考。
一个活动是不久前参加的一次中韩两国研究生的学术交流。
不久前，北大经济学院的一些研究生与韩国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共同举办了一次双边学术论坛，讨论中韩经济关系及两国经济发展之类的问题。我被请去做学术点评。我发现，学生们，特别是中国的学生，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所讲的题目大多是经济管理方面的题目，至多可以算作应用经济学题目。有兴趣做理论探究的很少。一位挺不错的博士生，报告的题目是中韩消费者对于企业营销方式的不同反应，分析了中国、韩国乃至西方消费者对于企业不同营销方式（诸如电视广告、平面广告、公司网站、店堂促销等）反应的差异。有数据、有观点，应该是不错的报告。我的点评是，尽管报告做得不错，但作为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我希望听到的不仅是中韩两国以及西方消费者对于不同营销方式的反应差异，更希望听到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特别是这些差异与各自经济发展、社会状态、行为方式，乃至历史、文化等层面因素的关系。但是，我发现学生们很少去考虑这类深层的问题，大多满足于知道“是什么”，至于“为什么”最多也只想到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之类，难以深入到社会、文化层面。
另一件事情是最近参加一位经济学家寿诞庆典引起的联想。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著名经济学家，正逢80寿辰，举行了隆重热烈的纪念学术论坛。老先生在论坛上做了学术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这个题目在那种并非完全专业的场合是非常适当的。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民间，来自于人民中蕴藏的巨大创造力。一旦有了合适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这种蕴藏于人民中间的巨大活力就释放出来，成就了中国经济繁荣和发展。未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持续发展，更要注重调动蕴藏于民间的巨大能量。老先生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来自民间的创造力成就了中国的繁荣。这些观点我完全赞同，深有同感。
不过，也许是由于演讲时间和场合的限制，老先生并未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其观点。实际上，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更想听到的是，为什么同样是通过经济改革和市场化为民间的活力创造了条件和空间，有些国家（如中国）能够调动起民众的能动性，追求和创造财富的生产性力量充分释放，一发而不可收。而在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却未能带来民间追求财富力量的迸发，形成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反而带来了寻租和瓜分行为。这究竟是制度环境的差异造成的，还是与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行为方式乃至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关联？这种经济行为和结果与文化和历史的关联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决定着我们的过去，更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可惜，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至少在经济学家中间还是太少了。
由这两件事，我联想到几年来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长久发展究竟取决于什么？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发展因素时应关注那些层面的问题？经济学自身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些问题都非常宏大，也非常深奥，我根本想不清，更没有答案，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思索，由近及远。
先说近的。
人所共知，如今经济学是显学，热热闹闹，人来人往。经济学家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甚至成为公众人物，大众也以为经济学家都在这热闹与浮华中赚了大钱。其实，所谓经济学是个太大的范围，经济学是显学乃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说法。圈内人自知，真正吸引人、能与赚钱能搭上边的是经济管理学（商学），或者应用经济学中的金融证券之类。理论经济学家，除了在电视台讲些不太容易验证也不必太负责任的预测之外，并不是大众特别所真正关注的。
当今社会是非常功利的“短平快”的社会，嫁人要趁早，发财要也趁早。大众、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并不太关心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和逻辑，只是要经济学家告诉他房价还涨不涨，股市要跌到何处，哪只股票能赚钱，如何把产品卖出去。这些，经济学家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一点也不比普通人高明。经济学告诉不了大众怎么做也就罢了，还啰啰嗦嗦“从猿到人”地讲一大堆历史和理论，就不仅无用，更有点招人烦了。而管理学，虽然也未必能提供有用的答案，但它直接研究结果，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如何能多赚钱，为什么把广告费投到中央电视台比投到报纸有效。这些或多或少可以给企业家和大众一些直接的帮助，自然比只讲道理的经济学受欢迎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商学院能赚钱，总是拥有大学校园里最巍峨的大楼，商学院教授们也更富有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商学院往往最吸引学生的眼球，年轻人趋之若鹜，让经济系羡慕不已，让学生弃暗投明的原因。
因此，如果说经济学是显学的话，那么真正的显学其实是广义经济学当中与赚钱关系密切的应用经济学或者商学，如金融、证券、投资、贸易、管理、营销等等。因为这些学科的就业效应和赚钱效应，国内的大学中便呈现出大家争相涌向经济管理学的局面。加之国内的商学独立较晚，多是从经济学中划分出来，而很多大学经济学和商学也并未分家（所谓经济管理学院），于是便造成学科边界模糊不清，学科划分五花八门，经济学不像经济学，商学不像商学的局面。经济学科人数众多的毕业生，为了赚钱、就业考虑，真正做经济学研究的少之又少，大多都指向实用的管理学题目，以至于许多学生区分不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差异，于是也才有了本文开篇是提到的经济学研究生普遍偏好管理学题目的现象。
所以，要提高我们的大学经济学教育水平，我以为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之一是，让大多数人去学商学，让少数真正有志于理论研究的人去搞经济学。这样，经济学的僧少了，经济学那个不大的粥锅才养得起这少数的经济学之僧，他们的所学的那么多宏微观模型、理论才有用场，有限的资源才能发挥作用。商学能够创造广阔的就业机会，就让大批的优秀青年走向广阔市场。同时，应当知道，管理学的根基乃是经济学，没有发达的经济学，不可能有发达的管理学。没有发达的管理学，也不可能有发达的商业管理。这道理在我们走出从无到有的粗放发展阶段后会慢慢显现出来。好像亚洲的足球，中国式的甚至韩国式的粗狂拼抢，也许开始挺有效，但最终会败于日本式的技术与战术。
再说远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持续保障，靠的是什么？短期来讲，可以靠投入，靠技术，靠资源；中期，则要靠管理，靠制度；而在长期，必须靠底蕴，靠文化，靠文明。我们见到许多国家增长一阵子，繁荣一下子，很快便沦落为一般国家，就是因为缺乏这种底蕴。经济学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也是因为缺乏这种底蕴。因为文化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性因素，不仅影响着资源的利用，影响着管理和制度的效用，而且最终影响着人的意识和行为。而人的思想和行为才是创造繁荣的根本因素。中国几千年的繁荣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成功。近几百年来西方国家的崛起和成功，靠的也是基督教文化和文明。而中国欲再度崛起，最终也需要文化和文明的复兴。这种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简单重复和再现，但一定离不开5000年的传统，离不开吸收近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的精髓，在古老文明中嫁接新的基因，让中华文化和文明重新升华。
就中国来讲，过去30多年的成功，八成是靠资源投入和调动了蕴含于中国人内心的财富创造原始动力。但是，当我们的资源投入得差不多了，制度收益和原始动力也开始边际效用递减之时，未来的发展靠什么？当我们的财富创造达到相当程度但人们的福利和满足感并未随之增加，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的时候，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靠什么？我以为要靠文化，靠文明的底蕴。一方面要重塑我们的文明，使我们的传统文明适应21世纪和新千年的时代，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制度构建符合我们文化与文明的传统，使之更加契合。两年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有学者曾经指出，看待30年的成就，不能只看改革开放30年的政策，还要看共和国成立以来60年的遗产，看辛亥革命成立民国以来100年的影响，看自从孔夫子以来2000多年的传统。我以为这是很有见地的。这是值得我们的学术研究，包括经济学研究认真思考的。
由是观之，我们的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学教育，乃至世界的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学教育，实在有点本末倒置，至少是以偏概全，舍本逐末的。如今经济学越来越变为一种器用之学，而且这些器用之学也未必能解决器用的问题（实际上，经济活动本来就非单纯的物质过程和器用问题，忽略人和人类行为以及背后文化因素的器用之术也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在我看来，远的自凯恩斯以来，近的自新制度经济学以来，主流经济学就再没有多少思想创新。近年来的诺贝尔奖多授予了研究各种经济模型和金融工具的器用主义者，但就是这些研究衍生品模型和交易的经济学家，成为金融危机的肇始者并在危机中赔得血本无归。
（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