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除了经济产出，我们可能还需要考虑多种现实目标和约束，例如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人口管理和住房供给的极限，以及地方政府利益冲突等。只有对各类现实目标的重要性和具体条件形成共识，我们才能在多个目标中进行权衡和寻找最优发展路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数据正在陆续公布。根据目前已公布的省份和城市层面的七普数据，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进一步集聚的趋势。
首先，从省份间的数据看，人口向东南沿海省市进一步集聚。例如，2010~2020年间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增长最快的两个省级区域是广东和浙江，分别增加1.14和0.51个百分点。福建和江苏的人口比重增长也相对较快，分别增加0.19和0.13个百分点。位于西部的新疆、贵州和重庆也有较明显的人口比重增加。东北和中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则有较明显的人口比重下降。
其次，从省内不同城市的数据看，人口向区域内的中心城市进一步集聚。例如，广东省的广州市和深圳市的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分别从2010年的12.17%和9.99%提升到2020年的14.82%和13.93%；与广州市和深圳市相邻的佛山市和东莞市也有明显的人口比重上升；省内的外围城市则有不同程度的人口比重下降。浙江省的人口分布变化也有相似的特征。杭州市的省内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15.99%（排名第二，第一名是温州市）跃升至2020年的18.49%，排名第一，且比第二名多接近4个百分点。此外，在人口数量下降的省份同样显现出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例如，甘肃省兰州市的省内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14.14%提高至2020年的17.42%，与第二名的差距扩大至5.5个百分点。
过去十年，我国人口在空间上的进一步集聚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判断，即当交通成本下降、制造业产品消费份额上升和规模经济增强时，即使不考虑空间禀赋差异，劳动力仍会自发并持续地向人口规模较大的区域集聚。
人口在空间上的持续集聚会加剧区域不平等还是促进区域平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明确区域平衡的具体定义和内涵。从经济总量的角度看，显然人口的空间集聚会导致经济总量的空间不平等。然而，从经济人均量的角度看，人口的空间集聚则有可能促进区域平等，前提是人口流出地的劳动生产率能够随着人口下降而显著提升。因此，在讨论区域间平衡发展时，第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区域平衡是在“总量”还是“人均”意义上。
第二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是，我们追求区域平衡发展的现实意义和现实约束是什么。假如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追求区域平衡有可能损失经济产出，考虑到城市集聚的强大的生产率和研发创新的溢出效应，以及诸如城市拥堵、污染和高房价等负效应的可控性。但是，除了经济产出，我们可能还需要考虑多种现实目标和约束，例如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人口管理和住房供给的极限，以及地方政府利益冲突等。只有对各类现实目标的重要性和具体条件形成共识，我们才能在多个目标中进行权衡和寻找最优发展路径。
第三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可能较少被探讨，即空间层面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当同时考虑跨区域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出清以及人口流动时，仅依靠市场机制有可能形成人口的“黑洞”效应，即所有劳动力最终集中到一个或少数几个空间的点上。黑洞效应的形成条件是市场集聚力大于市场离散力。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其中一个均衡结果即是人口黑洞。因此，在空间层面如果要避免市场机制下的“黑洞”效应，需要政府施加一定的空间离散力以保持集聚力和离散力的相对均衡，实现人口的空间稳定。当然，过强的政府离散力也有可能导致经济效率损失。因此，在空间维度讨论人口的稳定分布时，政府和市场可能都是必要的力量。
空间层面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多重要？我们不妨思考一个简单的例子。目前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移民限制政策，这是现实中能观测到的最直观的空间层面的政府作用。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所有国家都取消任何限制人口跨国迁移的政策，世界上仅存在市场价格机制而不存在政府的人口迁移政策，那么市场机制下世界的人口分布将会是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空间层面的人口和经济变化是比较复杂的空间网络问题，经济学领域内的空间一般均衡理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借着七普人口数据公布的契机，本文旨在对区域间平衡发展问题提供几个思考的出发点，引起人们对大国经济的空间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入思考。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
2021年5月31日
莫家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助理教授，香港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贸易、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学等。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Economic Inquiry,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国内外学术期刊。
供稿：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