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2025年世界经济博士生论坛暨世界经济专业在读博士生年度审核会。本次论坛旨在为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助力博士生拓宽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视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论坛分为四场举行，来自世界经济专业的15位博士生分享研究成果，并由来自校内外的评审专家进行点评。
第一场论坛于2025年5月16日在经济学院410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跃生教授、陶涛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麻志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高秋明教授，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余智副教授受邀参加评审。论坛由王跃生老师主持。
第一场论坛现场
朱虹以“龙头外资企业的本地生产率溢出效应——基于中西部城市层面的检验”为题进行汇报。以中西部地区城市为研究对象，朱虹发现，龙头外资企业入驻具有正向的本地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呈现空间衰减特征，即距离龙头外资企业越近，其溢出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各类龙头外资企业的入驻，对本地企业都存在正向生产率溢出效应，其中水平型、资本密集型行业龙头外资的溢出效应更强。此外，城市间溢出效应的差异与城市基础设施有关，路网密度越高，龙头外资企业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越大。在影响机制上，朱虹认为，龙头外资企业的本地生产率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本地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以及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实现。评审老师围绕相关变量如何在同年同城市同时存在多个龙头外资进驻的情况下进行定义、测度的问题，外资进驻的学习效应与竞争效应等问题展开评议，并建议在写作上注意对现有文献进行充分总结，阐明文章对文献的贡献，并确保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机制清晰易懂。
林澜以“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中方反制关税的视角”为题进行汇报。她聚焦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方反制关税措施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额外影响，发现相比于控制组企业，处理组企业在 2018 年之后的工资减价显著提升，且受到中方反制关税影响程度较大的企业，其劳动力市场势力显著增强。机制研究表明，进口反制关税的加征显著推高了企业的整体成本，且在垄断程度越高的市场中，其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同时，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的垄断能力增强，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此外，企业主要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保缴费等方式控制劳动力成本，而非采取调整雇佣规模或中间品投入水平，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增强主要源于对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控，而非生产要素规模的再配置。异质性分析表明，显示性比较优势越强、合约密集度越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方反制关税对于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越大。
评审老师就如何引入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势力，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市场势力与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之间的关系，关税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和动态效应等问题展开评议，并建议林澜在写作上要清晰界定文章想呈现的影响机制与竞争性假说，并进行严谨的排除论证，同时要注意对实证策略进行合理的经济解释。
李海风汇报了博士论文《二元体制、高弹性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发展》的部分章节。该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背景，围绕高弹性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波动及风险承担能力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她首先介绍了中国户籍制度及由此产生的大规模非正式雇佣群体的演进和跨国比较。李海风从劳动力动态调整的视角考察了弹性用工对企业利润率波动的平滑作用，并深入分析了其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弹性用工水平显著降低了企业利润率波动，验证了弹性用工能够有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该研究通过引入需求冲击与宏观政策冲击变量的交互分析后发现，当企业面临外部经济负面冲击时，弹性用工能够有效缓冲利润率下降风险，发挥了显著的稳定经营功能。在影响机制上，弹性用工模式在短期内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生产灵活性，显著增强了企业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最后，她展示了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较高、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小型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群体中，弹性用工降低利润率波动的作用更为显著的异质性结果。评审老师就高弹性劳动力市场的定义是否契合经济学一般语境下的默认含义，核心被解释变量的测度，估计结果的因果性等问题展开评议，并建议进一步强化题目中“二元体制”“高弹性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等概念的逻辑关联。
第二场论坛于5月21日在经济学院301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赵留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汝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张钟文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莫家伟助理教授受邀参加评审。论坛由杨汝岱老师主持。
第二场论坛现场
李欣元同学汇报了题为《关键进口品限制、国产替代与企业技术采用》的论文。论文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以研究供应链冲突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采用和投资，并从宏观角度探讨了供应链断裂风险对总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该文指出，供应链断裂风险会导致部分企业采用老旧技术，部分企业从采取外国技术转为自行研发，从而倒逼国内企业进行创新，但这种摩擦将带来效率损失。评审专家肯定了其在企业创新行为预测和资源闲置效率损失预测方面的贡献，并提出应完善文章的经济学逻辑，在模型设计上应当更加贴合实际的建议。
耿伟栋汇报了题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机制和关键因素研究——基于合作社和供应链金融的视角》的论文。论文基于小农户融资约束和新型农业主体的优势这一典型背景，探讨小农户如何通过供应链金融与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与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相衔接。文章认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集中了分散的农村生产资料，使得农民可以风险共担，这推动了小农户同现代农业衔接；同时供应链金融、农村银行网点等普惠金融举措缓解了小农户的融资约束，推动了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从而推动了小农户同现代农业的衔接。评审专家肯定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文章应聚焦于具体问题和故事主线，在实证方面应着重于模型设定和内生性处理等。
陈卓汇报了题为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Imperfect Foresight的论文。论文建立了一个前瞻性和带有资本积累、带有不完美预期假设的结构模型，并以该模型进行事前和事后预测。该文认为，现有结构模型的完美预期假设不能很好地预测突发事件和预期前后不一致的现象，故本文改进了现有模型，建立了不完美预期的前瞻性结构模型，并以贸易战等外生突发冲击检验该模型的可靠性和预测性。评审专家肯定了文章的理论分析基础和方法贡献，并提出应当明确模型的基本框架，重点讲述不完全预期对资本积累影响的理论直觉，同时完善文章的经济学直觉和逻辑。
陈雅坤同学汇报了题为《市场化背景下农业家庭生产优势的延续和劳动力就业选择》的论文。本文基于制造业产业结构构建了地级市层面制造业出口加权平均关税，并利用2000年非农劳动力的移民网络构建了制造业关税冲击的Bartik工具变量。文章认为，地级市层面的制造业出口关税下降显著提高了当地的单位劳动力非农就业收入，并降低了单位劳动力农业就业收入；宏观层面的非农工资增加推动了家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型。由于非农部门对于劳动力具有更高的质量要求，家庭在关税冲击之下提高了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以主动适配产业需求关税下降使得家庭的生产重心逐渐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家庭初始生产能力禀赋的差异引发了在面临关税下降时资源配置调整的异质性。评审专家提出论文应从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两方面考察政策改革的影响，以关键结果支撑文章的逻辑和核心结论，提升“讲故事”的能力。
第三场论坛于2025年5月26日在经济学院303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曹思未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莫家伟助理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威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蒋雅婷助理教授受邀参加评审。论坛由莫家伟老师主持。
第三场论坛现场
张喆以Foreign Neighbors, Local Gains: Spatial Evidence of FDI’s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in China为题进行了汇报。论文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生产率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采用地理距离作为识别策略，并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地理编码数据，研究发现，在通勤距离范围内的FDI进入可使当地企业在下一阶段生产率显著提升0.26%至0.33%。这种生产率溢出效应主要源于生产同类产品的FDI企业带来的学习效应，而上下游FDI企业通过潜在供应链产生的关联影响则未对本土企业生产率产生显著作用。FDI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通过增加创新专利申请概率和新产品生产来实现。这篇论文的量化分析表明，截至2007年，FDI引致的溢出效应使全国平均福利水平提升0.33%。但需注意的是，FDI进入的区域差异使东部沿海省份获益更多，这可能加剧东西部地区既有的发展不平衡现象。评审专家指出应该进一步细化文章的机制，如利用土地交易数据和专利引用数据丰富机制部分的内容。
吴心泓以Export Control and Import Diversion: How Chinese Firms Respond to the US Entity List为题进行了汇报。她的研究以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作为外生冲击，探讨出口管制对中国受制裁企业贸易的影响。论文研究发现，列入实体清单导致企业对美进口额下降45%，对美出口额下降78%，其中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贸易降幅尤为显著。此外，论文证实被制裁企业通过子公司实施进口转移来规避出口管制，具体表现为资本品、高科技产品及光学仪器等重要领域的进口渠道转移。论文对制裁实施国与被制裁国的政策制定提出了相关建议。评审专家肯定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应当深入挖掘统一的理论框架，在实证方面应可以从供应链角度拓展研究结论，并优化政策含义。
邱思越以“贸易政策冲击对中国企业客户结构的影响”为题进行了汇报。他研究了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出口关税对中国企业客户结构的影响，并探究了企业调整客户结构的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发现贸易政策冲击显著增强了中国企业与其“老客户”企业的供应链联系；企业在短期内寻找新的、替代性的客户企业的行为则并不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研发强度更低、企业规模更大、供应链基础更好的企业，其搜寻新客户、维系老客户的成本较低，调整客户结构的行为更加迅速和灵活。此外，他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政策冲击主要通过关税成本机制影响企业调整客户结构的决策，政策风险机制则并不明显；企业在贸易政策冲击发生后显著增强了对其供应链的安全和质量的重视。评审专家肯定了研究问题的现实意义，并认为文章应进一步明晰企业的决策机制，讲好经济学故事。
刘丁一以“中间品进口关税削减的环境经济效应——基于企业绿色产品出口视角的研究”为题进行了汇报。他基于企业绿色产品出口视角，发现中间品进口关税削减具有绿色产品出口效应，改善了企业绿色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中间品进口关税削减通过降低核心绿色产品出口价格、提高绿色产品出口质量、缓解绿色产品出口企业融资约束等三种渠道，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出口扩张。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作用在处于较成熟市场中的企业、非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中国国际竞争优势较强的产品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拓展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关税削减的绿色产品出口效应并不会挤出非绿色产品的出口空间，意味着绿色产品与非绿色产品可以实现“共赢”。评审专家建议论文增强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部分的一致性，同时更好控制相关政策对于该研究的影响。
第四场论坛于2025年6月13日在经济学院303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田巍长聘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李自若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吴群锋助理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高恺琳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黄青助理教授受邀参加评审。论坛由田巍老师主持。
第四场论坛现场
季煜汇报了题为《出口信用保险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的论文。论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IV），将获得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与未获得的企业进行对比，探讨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ECI）对中国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获得短期ECI支持的企业出口量平均增长20%至40%。IV分析表明，ECI承保额度每增加10%，出口量将提升1%至1.5%。高恺琳老师、黄青老师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询问，建议进一步阐释工具变量的随机性。吴群锋老师对数据是否存在0值等细节进行探讨。李自若老师提出应进一步补充行业层面分析。高恺琳老师提出在区分出口规模时应使用权威的区分标准。
王泽林汇报论文《性别不平等、社会观念与生育决策》，他从社会观念转变的视角，研究了2017年后中国生育率骤降的“低生育率之谜”。文章发现，在2017年之后，中国青年人群的性别观念表现出快速的平等化，同时出现了生育意愿的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青年人群的人生价值取向正从“家庭本位”向“个体发展主义”的范式快速重构，这一认知迁移导致了性别观念的平等化以及生育率的下降。黄青老师提出模型设计中没有区分个体和社会最优的性别不平等观念。李自若老师建议可以在效用函数中引入闲暇。高恺琳老师提出应当进一步阐释二胎政策为什么会影响个体对性别不平等的看法。田巍老师提出二胎政策与生育观念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建议使用CFPS数据进行检验。吴群锋老师提出应进一步调整论文结构，强调生育观念是被解释变量，排除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苟海川以“中国电力短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为题进行了汇报。论文使用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了电力短缺对农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他用火电发电量与装机容量之比来衡量电力稀缺性，发现电力稀缺会降低家户农作物总产出和亩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电力稀缺会降低农业机械使用和中间投入，使得家户用劳动替代机械。黄青老师建议进一步完善电力短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水电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潜在的影响渠道。李自若老师询提出应进一步明确可以衡量电力短缺的被解释变量，并补充对应文献。田巍老师建议补充案例或特征事实，进一步阐释电力短缺对农业的可能影响。
赖端仪以“统一大市场与法治建设——来自2016年‘营改增’与增值税央地分享改革的证据”为题进行了汇报。她聚焦财税改革带来的经济影响，以非法经营罪案件情况的变化为切入点，利用2016年税收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说明财税改革扭曲了司法执法行为并对营商环境造成冲击。黄青老师建议补充非法经营罪文书数量的描述性统计。李自若老师指出文章缺乏对统一大市场的深入讨论，建议进一步阐明营改增如何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高恺琳老师具体了解了财政压力变量的构造方式。田巍老师指出该实证分析中缺失财政负担的度量方式。
未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将持续举办丰富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为博士生搭建更多学术交流平台。
供稿单位：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供稿人：彭宸、刘方中、祁馨仪、何楚洁
摄影：车晓莹、刘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