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下午14:00-16:00，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人类发展系列讲座”第22期在经济学院302举行。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Milford Bateman博士，做了题为“Microfinance as Faith Healing：Creating the Illusion of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的报告。
会议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王小林处长主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首席技术顾问Salehuddin Ahmed博士，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总协调程恩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民权教授，中国发展基金会项目官员俞建拖先生，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监事、法律顾问査竞传先生作为评论人，共同参与了讨论。
主讲人Bateman博士首先回顾了小额信贷的历史，其高利率、穷人负担全部成本的特点及其减贫效果，进而提出了与“格莱珉”模式不同的观点，认为小额信贷忽略了规模经济，阻碍了可持续发展，不适合工业化的发展，许多贫穷国家的当地市场多年来吸收小企业的简单产品和服务使得当地价格上涨，营业额、边际收益、利润和工资下降。而且，小额信贷有损于社会团结，并且导致了非正规经济的增长而损害了正规部门的增长，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小额信贷的商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其高利率严重损害了穷人的利益和企业的发展。但是尽管如此，小额信贷之所以能够持续较快的发展，获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主义者的支持，是因为实行小额信贷，可以减少政策制定者的社会责任，减轻社会福利压力，同时使得富人收益。最后，Bateman博士总结道，小额信贷使贫穷“制度化”，限制了穷人影响社会变革和益贫政策的集体能力。
在评论环节，俞建拖先生认为，对于小额信贷的机制本身与其不当使用产生的问题应该分开讨论。Ahmed博士从自身在孟加拉BRAC与IPRCC工作的经验认为，小额信贷不是减贫事业的全部，而是一个元素。小额信贷倡导者并不以盈利为目的，问题出在政治上，而非小额信贷，减贫工作要以人本身为目标，而非以钱为最终目标。杜晓山教授认为，必须全面、客观、理性、辩证对待小额信贷；小额信贷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万能药，但是手段之一，小额信贷利大于弊；杜晓山教授同意Bateman博士提出的重点发展中小企业、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等观点，但认为这些与小额信贷并不矛盾，各种手段可以互相辅助；此外，政策性小额信贷、福利性小额信贷和商业性小额信贷适用于不同的地区和特定目标，评价小额信贷必须同时考虑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在中国存在三个问题：专项扶贫贷款穷人可及性低，还款率低，小额信贷机构依赖外援或国家支持，而“格莱珉”模式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査竞传先生结合友成普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小额信贷业务经验，介绍了中国小额信贷的实践情况。程恩江博士提出应通过创新减少交易成本与风险来降低利率，要明确小额信贷用途，不是用于消费领域，而是用于小商业经营者，以确保回报率，捐助机构需要有明确的目标等观点。
讲座上，各方专家交流了观点和不同国家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激烈思想碰撞与学术争鸣。（王悦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