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空转的非金融病因
宋芳秀
“金融空转”是指大量货币循环于金融机构之间，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支撑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从数据层面看，它对应于货币或信贷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长率。
今年一季度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数据的背离明显，“金融空转”问题被提出并日益受到关注。6月底，银行间市场的“钱荒”再次将该问题摆上台面：银行业传统的信贷业务的资金流向本应是从金融业到实体制造业，而在当前异化的金融创新中，变为从金融业到金融业的同业资金业务。7月5日，国务院发布类金融“国十条”，其着力点之一就是解决金融空转问题，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
在对“金融空转”问题的讨论中，金融业首当其冲成为被批评的靶子。有的观点批评银行业过度逐利，为了规避监管而过度金融创新，从而增大了杠杆比率和金融风险。诚然，金融空转及相关问题的部分原因来自金融业本身，比如，有些银行在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失当。另外，部分原因还来自于金融制度性因素，如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得资金使用成本的提高成为可能，为部分金融创新提供了存在的空间；再如，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使得国际社会存在对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热钱假借出口贸易之名涌入中国，从而导致进口贸易虚增并成为金融空转的一大风险点。
尽管金融空转的成因有金融因素，但我们并不能就此问题苛责金融机构。这一方面是因为，银行本来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的盈利机构，宏观金融安全不是也不会成为一个微观企业的重要目标；合法范围内盈利是任何微观企业应具备的重要素质，银行也不应因此而受过度指责。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金融空转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金融因素，其深层次原因可总结为以下两点：一是实体经济领域出现了矛盾和失衡；二是政府职能的失当和错位使得市场并没有在资金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实体经济领域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实体经济的疲弱态势及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失衡。从总体来看，实体经济领域的微观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恶劣的宏观环境也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重重挑战，如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需求受到严重影响；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也降低了外部需求和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实体经济整体呈现疲态的情况下，金融业自然不愿将资金投入低效率和低盈利能力的企业。
在实体经济领域，和疲弱的制造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房地产业。由于土地财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的房价畸高，房地产业也畸形发展，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相对制造业而言，房地产业更容易吸引银行资金，这导致制造业获得贷款更加困难。高房价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影响了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吸引了大批资金投资和投机房地产，这些问题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制造业的生存环境及获取资金的能力。
实体经济领域的困境造成了两种看似矛盾又同时并存的局面：一方面，银行资金很难找到常规去处，企业很难获得资金；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和部分难以获得资金的制造业企业，在资金链出现问题并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时，对资金产生了非常迫切的需求，愿意承担较高的利率，从而对银行业变形的金融创新产生了需求。以上两种局面的交互作用造成了资金领域的恶性循环：资金价格愈来愈高，制造业领域的融资越来越困难，金融空转现象日趋严重，最终的后果是导致实体经济受到打击，金融领域风险加大。
金融空转的第二个深层原因是政府职能的失当和错位。政府职能的越位体现在，它仍然存在对资金配置的行政性干预，即政府不仅通过财政、政策性银行配置资金，还对市场配置渠道（金融市场、非政策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干预，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占用了大量金融资源，“四万亿”刺激计划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存在诸多问题，这都是货币信贷和实体经济领域出现背离的重要原因。
政府职能的失当体现在，在资金配置领域对国有企业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政府通过财政、银行和资本市场，以直接补贴方式及不良资产救助、债转股等间接补贴方式向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本金补贴和利息补贴。其补贴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有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水平，使国有企业获得资金更为容易。“四万亿”刺激计划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获取资金难易程度方面的对比关系更为鲜明。占用资源更多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拖累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部分企业并没有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投入房地产市场或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或投机获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缺血现象，也为银行业的金融空转提供了资金供给。
政府职能的缺位则体现有关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缺乏前瞻性和效率。在影子银行体系快速发展的今天，存贷比监管已经不合时宜，表外业务的监管必须得到监管方的足够重视。银行变形金融创新的发展存在市场需求，也存在市场供给，监管机构的监管不到位失去了有效控制不合理金融创新的先机，造成了此类金融创新总量的膨胀。事实上，和中央银行事后的惩戒相比，更安全有效、成本更低的方式就是事前的监管。
金融空转的病因找到了，自然也便于我们对症下药。如何调配药方，即如何设计金融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当然是难点和重点。但毫无疑问，药方里最重的一味药应是理顺政府职能和各级政府关系，推动资金配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药方要同时调理实体经济和金融两个领域，实体经济领域的结构调整是本，仅关注或过度关注金融领域的调整无异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空转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