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其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根据这一理论，熊彼特将百余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这三个长波的划分恰好与当时一些主要技术的发明、应用与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的过程相一致。
熊彼特创新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西方最主要、也最有影响力的发展史观。创新理论是动态经济理论，但不是一般的仅相对于瓦尔拉式静态均衡理论而言的动态理论，也不同于凯恩斯时代以消费倾向和加速原则来说明投资和就业变动的动态理论。熊彼特认为前述投资和就业变动不过是江河水面上的涟漪微波，而创新理论所要阐明的是大潮流的兴起、高涨和没落过程。
近百年来，创新大潮的兴起主要与各国相继发生的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根据史学界的推算，荷兰完成工业革命期间的年均GDP增速仅为0.5％，19世纪美国和德国、20世纪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完成工业化期间的年均GDP增速分别为4%、8－9%。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曾经研究过中国传统社会。他的《儒教与道教》表明，尽管早在宋代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化的初始条件，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基督教新教思想，所以中国停滞了，落后了。不过，这个被学术界尊为“韦伯定律”的结论，在上个世界70年代受到挑战。因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已经证明儒家思想与新教精神一样具有“成就动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儒家“成就动机”的证明。由此出现的新儒家学派至今还活跃在世界的学术舞坛。这种“自强不息”的有为思想，正是创新产生的重要动力。
美国的苹果、Facebook等公司的创新活动均不是政府推动，而是以乔布斯为代表的个人所促成的。现代的市场经济和市场制度思想起源于西方，有着其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这种文化背景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天赋人权”以及广义上的“条件平等性”，这种平等性使自由、自主成为人们思想观念的基本要素。但是这并不能作为西方市场经济演进的唯一原因，还要再加上西方游牧民族所独具的重商主义传统、骑士式的冒险精神。这种文化特征带来了竞争和效率的观念、利润和企业发展至上的敬业的企业家精神，才使得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创新成为可能。当然，也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
创新是一种理念的开拓、精神的引领，具有个人主动性。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使得苹果的每一个产品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是一种理念的化身——简洁人性化、挑战现状、标新立异、追求完美。苹果的设计和技术都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是这种产品理念永远无法被复制，这种理念性的创新是带给苹果公司产品巨大价值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与其说苹果是一家卖产品的公司，不如说是一家卖理念、卖思想的公司。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的创新主要处于模仿创新的初级阶段，对创新的基础领域投入严重不足，离真正的自主创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除了发挥保障性的作用之外，在创新投入方面，政府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加大投入。历史上难度较大的创新在投入上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例如造纸的发明者蔡伦是太监。西方近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技术创新，包括个人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发展等，一开始也均是由政府主导的。这说明，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型可以带来革命性的创新。
就社会及政府的资源配置而言，可以参考“70-20-10”的原则加以配置，70%的资源配置于短期目标的实现活动，20%的资源配置于短期目标相关的活动，10%的资源配置于创新活动。
近三十多年以来，出现“中国奇迹”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关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标的关键在于，一方面继续发挥政府在重大项目上集中力量干大事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继续千方百计激励个人的主动创新活动，充分发掘其智慧源泉。
（作者：李连发；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刊登于《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