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拥有从未间断过的五千年文化传统，一脉相传，亦旧亦新。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的基础是高度的文化自觉。十八大之后，我国金融企业掀起一股创建金融文化的热潮。我认为，中国的金融文化建设，要秉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的理念，既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又要有海纳百川的精神，汲取西方的金融文化精华，两者不可偏废。
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经济伦理与商业文化积淀，而其核心是义利观。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义利范畴的论述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和伦理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孔子对“利”采取“罕言”的态度，但是其实在《论语》中还是记录了很多孔子对“利”以及义利关系的观点。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的义利观集中体现在“见利思义”和“义以生利”这两个观点上。 “见利思义”，即是当一个君子面临利益关系时，要以是否合乎“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获得或占有这些“利”。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自律原则。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否则就是“见利忘义”。对于那些损害他人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获利机会，则一个正直的君子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投资银行以高风险债券欺诈投资者的行为，就是“见利忘义”，结果是自己也最终丧失了“利”。
我们再来分析“义以生利”。这个命题很有意味。我认为，“义以生利”的观点，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也是有很深刻的合理性的。“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体系和行为规范，如果被行为主体切实地实行，必然为行为主体带来极大的社会声誉，其社会信用度和美誉度就会极大地提升，从而积累极为珍贵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比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知识资本更重要，是决定行为主体经济效率和经济利益的重要变量。因此，如果一个行为主体在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运作中遵循了“义”，模范地执行了道德准则，则其社会资本就会增多，其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义”直接带来了“利”。这就是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资本观点来重新阐释的“义以生利”。现在金融体系中实行的“赤道原则”和“全球契约”，其中倡导的金融社会责任，恰恰可以为赤道银行带来极高的社会资本，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就是孔子“义以生利”的生动体现。
自荀子以来，秦汉以降迄于宋明，出现了一批敢于批判和矫正旧的伦理传统，肯定人的利益需求的功利主义学派。战国后期荀子提出了“义利两有”的价值观,汉代司马迁也提出了顺应自然的人性观和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观,即善因论,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和永嘉学派的叶适倡导功利之学,反对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
下面我们谈谈我国古代商业伦理的实践。下面谈谈我国古代商业伦理的实践。被后人尊称为“商圣”的范蠡，是一个将经营才能与伦理道德完美结合的商人典范.他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灭吴称霸,在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陶朱公，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并三散家财，成为我国儒商之鼻祖。范蠡提出了一系列“富国之术”和“积著之理”,但是他的财富观更加值得学习和赞赏。《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他虽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却“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司马迁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他的财产都散给自己的穷朋友和穷亲戚，这种善行无疑给范蠡带来巨大的社会声望。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提到另外一个大商人白圭，此人约与孟子同时，有很深刻的商业经营管理思想，他以“治生之术”教人，并以“智、勇、仁、强”四个条件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认为：“其智不足以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对于“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即懂得并善于处理“取”和“予”之间的关系。现在人们常常说，能舍才能得，就是这个意思。从事商业活动和金融活动一定要有利润，但是利润不是凭空取得，而是通过与交易对手的交换以及通过自己的团队的努力而获得的，因此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地处理好与商业伙伴（交易对手）和企业员工的关系，这也是现代管理学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精髓。白圭深刻地理解“取”和“予”之间的辩证法，只有很好地“予”，才能更多地“取”。对交易对手，要秉持诚信的原则，要给人最好的商品（即“务完物”），对于自己的助手和员工，他认为要“与用事童仆同苦乐。”这才能“以取为予”，这不能不说是较高的经商智慧。
我国古代商业伦理实践累积了丰富的伦理遗产，这些伦理遗产的核心是公平交易、诚信从商、重视信誉、秉持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财富观、以及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注。这些优秀的商业伦理，在历代商业和金融业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形成我国极为宝贵的经济文化和伦理遗产，值得我国在构建现代金融文化的过程中挖掘和弘扬。山西票号和中国近代私营银行家们，实际上都继承了我国古代的优秀商业文化和经济伦理，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些对于我们现在构建金融文化都具有十分巨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王曙光；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刊登于《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