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30日下午，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54讲“近代中国币制改革中的美国经济顾问——从精琪到甘末尔委员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1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宋丽智教授担任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何平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徐志浩副教授担任评论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主持讲座。
宋丽智演讲中
讲座伊始，宋丽智介绍了近代西方经济顾问研究的背景。她认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需要将国内制度演变置于全球经济联系与中外思想交流之中，考察西方顾问的来华动机、政策主张及中国政府的回应。此次讲座聚焦近代来华的两位美籍币制改革顾问，即1904年来华的精琪与1929年率领财政设计委员会来华的甘末尔。两人存在师承关系，甘末尔1903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正是精琪。也就是说，时隔25年，师徒二人先后向不同时期的中国政权推介币制改革方案，这构成近代中西经济思想交流的一条连续线索。
宋丽智首先回顾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国际货币背景。当时欧美主要国家逐步确立金本位制度，而中国等国家仍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金属。国际银价下跌、金银比价波动，对贸易、投资和债务偿付形成冲击。在此背景下，美国向海外推广金汇兑本位制，即各国可以选定所使用的本国货币，不必一定使用黄金作为通货，通过兑换成与黄金挂钩的外国货币，实现间接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制度。这对黄金储备不足的国家具有一定吸引力。
宋丽智提出，美国推广金汇兑本位制还与海外贸易扩张和国际金融竞争有关。1903年，美国政府成立由汉娜、科南特和精琪组成的国际汇兑委员会，推动金本位国家与银本位国家建立稳定的货币比价。美国先后在波多黎各、菲律宾、巴拿马、墨西哥等地推动改革，试图将相关国家的储备和国际结算与美元及纽约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以扩大自身的国际金融影响力，冲击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中国也是其重要目标。宋丽智还展示了近代中国与墨西哥向美国提出合作请求的历史照会，两国照会内容高度相似，反映出改革背后的国际协调过程。
随后，宋丽智介绍了精琪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精琪主张统一货币单位、确定货币的黄金价值，并设立海外准备基金维持汇率稳定。对于币制混乱、黄金储备有限的晚清政府而言，方案在技术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其要求外国专家参与甚至主导货币管理，引发货币主权争议；统一发行权也触及地方官员的铸币利益。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官员坚决反对，方案最终未能实施。这一结果反映了晚清政权维护货币主权、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现实考量。
与精琪相比，甘末尔更重视整体财政金融体系建设。1929年，他率领财政设计委员会来华，提出《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币制法草案》，主张渐进推进改革。甘末尔认为，中国的币制问题不仅在于货币单位混乱，也与财政基础薄弱、银行体系不完善有关。因此，方案涵盖统一货币发行、健全准备金制度、搭建中央银行框架及稳定关税收入等一系列配套安排。
宋丽智特别强调，甘末尔吸取了精琪的经验，更注意货币主权问题。根据1929年会议档案，甘末尔向中国官员说明，委员会是独立的技术咨询组织，而非美国政府派出的政治机构。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条件难以支撑改革落地，叠加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国际金本位体系，方案最终未被采纳。甘末尔财政设计委员会的部分顾问成员继续留在中国，对此后中国的金融制度建设产生影响。宋丽智认为，相较于精琪主要关注币制的方案，甘末尔方案则进一步将中央银行、国家财政和货币信用联系起来，旨在构建系统的国家财政金融体系。
比较两套方案，宋丽智总结，精琪重在引入国际货币制度，甘末尔则将改革扩展至财政金融体系。两套方案相隔25年，既体现了美国货币改革思想的延续与调整，也说明外来经济制度进入中国并非简单的技术移植，其落地始终与国家主权、现实条件和中外交流密切相关。1935年，国民政府转而推行法币改革，中国货币制度进入新的阶段。她认为，比较这一对具有师承关系的顾问及方案，有助于观察西方货币思想的延续性以及中国接受外来改革方案的复杂过程。
讲座现场
评议环节中，何平结合国际金银供求格局变化展开补充，19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银矿开发（如内华达州康斯塔克银矿投产）带来白银供给增加，助推银价持续下行，构成19世纪后半期金本位制在西方普遍确立的重要背景。他指出，金银供给变化引发的比价波动，加重了银本位中国的对外偿付压力（即“镑亏”）。金汇兑本位制虽有节约黄金储备的优点，但通过借款来建立海外准备金的安排及外国人主导货币发行与流通的管理，也可能从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收入上破坏中国的主权。西方顾问的学理立场和宗主国意识，缺乏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情的基本认识。何平还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金本位困境，讨论了甘末尔方案的时代局限，肯定了宋丽智运用英文档案研究这一问题的价值。他强调，货币制度的选择需要同时考虑国际金融环境与国家的实际财政条件。
徐志浩从1935年法币改革切入评议。他谈道，法币改革推动中国由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转变，法币仍与英镑、美元等保持汇兑联系，不能简单等同于完全独立的现代信用货币。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推进中央银行建设和货币发行统一，既借鉴西方金融制度，也体现了维护货币主权、加强中央金融管理的努力。精琪、甘末尔的方案虽没有实施，其中的制度构想仍可能影响后来的金融制度建设。
交流环节中，师生围绕美国推广金汇兑本位的动机、两套方案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宋丽智回应，美国的海外币制改革既有稳定贸易、拓展市场的经济诉求，也有争夺国际金融主导权的战略考量。近代中国也并非被动接受外来制度，而是在自身政治经济条件下作出选择。两套方案折射出近代中国探索货币统一与金融制度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不能仅以方案是否实施判断其历史意义。
最后，周建波对讲座进行总结。他谈道，美国在近代向世界各国推广币制改革方案，与其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扩张及国际金融利益密切相关。金汇兑本位制在技术层面具有稳定汇率、节约黄金储备等优势，但在中国实施时，又面临货币主权、中央与地方利益以及财政金融条件等多重制约。如何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吸收国外先进的制度经验，是近代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此次讲座从中外经济思想交流的角度，为理解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提供了新的启发。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杨峥艺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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