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3日晚，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52讲“残缺的货币体系：两广地区的货币分析（1890—1937）”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2会议室举办。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龚关担任主讲人，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主持，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荣晓峰副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李井奎教授担任评论人。
龚关演讲中
龚关首先对讲题中的“残缺”进行阐释。他指出，货币体系包含货币材料、铸造发行、计价单位以及与其他货币的关系，稳定性、流通性和可兑换性是衡量其运行状况的重要方面。1890年至1937年间，两广地区形成了以二毫银币为基础的毫洋本位体系，但这一体系没有与“元”这一计价单位对应的金属本位币，五枚二毫银币拼成的“小洋一元”与大洋一元的含银量也不相等。
在分析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整体背景时，龚关将其演变概括为银钱并用、以白银为核心和信用货币三个阶段。他认为，近代中国的货币体系没有随市场扩大而趋于简单，反而呈现明显的区域化，虚银两、省区货币和根据地货币都是这一现象的表现。相较于商业银行在成熟市场中的自由发行，近代省区货币更多受地方政权控制，因此用“区域化”比“货币非国家化”更能说明其制度特征。
龚关梳理了广东毫洋本位的形成过程。香港二毫银币较早进入两广，因面额适合日常交易而受到民众欢迎。广东拥有自己的机器造币厂，在货币发行权较为分散、中央制度难以落实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长期大量铸造二毫银币，并从中获得铸币收益。清末至民国初年，毫洋铸币与以毫洋为本位的纸币相互配合，逐渐构成独立的地方货币体系。
龚关谈道，这一体系在民国时期不断暴露出问题。广东所铸毫洋日益减色、减重，地方银行又因军费等支出过量发行纸币，使金属币和毫洋券持续贬值。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后，广东另行建立以本地纸币为基础的“广东法币”，中央与地方围绕白银收兑和新旧货币比价反复协商。直到1937年底，法币才在两广地区确立，毫洋此后退回辅币地位。
从流通空间看，毫洋体系的边界与广东省界并不重合。潮汕地区在毫洋兴起前已经形成以七兑银、七兑票为核心的计价和结算方式，1925年废两改元后转用大洋，广东地方政府难以改变当地商人长期形成的货币习惯。广西则因经济上依赖广东、缺少稳定的造币能力，大量使用广东铸造的“东毫”。即使广西后来铸造部分成色更好的嘉禾银币，市场仍更信任长期流通的东毫。
龚关讨论了毫洋与港币的关系。由于毫洋币值不稳，广州与上海之间的汇兑价格波动明显高于使用大洋的汕头。港币则凭借较严格的发行和准备制度保持了较高信用，在华南的日常交易、大额结算和对外贸易中广泛使用。广州的外汇行市甚至直接以港币而非本地毫洋报价，表明港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毫洋的贸易结算和外汇功能。
龚关总结道，两广毫洋体系经历了产生、发展、强化和终结的完整过程，但其内部始终存在本位币形式缺失、流通范围错位和币值不稳等问题。这一独特制度既源于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行政力量与市场选择的持续较量。
讲座现场
评议环节中，荣晓峰指出，龚关的研究从区域货币史出发，呈现了近代中国货币功能分层的复杂性。同一地区可能分别使用不同货币承担计价、流通、纳税和国际贸易功能，七兑银、七兑票、毫洋、港币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深入讨论。他认为，该研究揭示了政府、商会、银行和市场等多种力量的互动，丰富了华南货币史研究，并就铸币税、民众对小额货币的需求及银两制度的延续提出问题。
李井奎将两广货币体系与近代苏格兰银行业作了比较。他指出，苏格兰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竞争，银行券能否足额兑换直接影响信用；广东的地方银行则受地方政府支配，商人和银行家难以形成同样的约束机制。李井奎还从银元、毫洋和纸币之间的价值层级出发，讨论地方政府扩大货币发行的利益动机，并建议进一步考察金融家和商人在毫洋体系中的作用。
在交流环节，与会师生围绕港币为何没有完全取代毫洋、近代货币价值的决定机制等问题展开讨论。龚关回应说，港币发行受到资本额和准备制度的限制，在内地主要承担大额交易和外汇结算功能，数量不足以覆盖全部日常交易；毫洋则依靠地方政府的大量铸造和长期使用习惯维持流通。金属含量、政府信用、税收要求、市场供求和区域惯例共同影响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
最后，周建波结合近代金融史研究作总结。他认为，货币稳定与国家能力、地方政治和经济联系密切相关，广东与广西之间的经济关系、港币的制度信用以及中央推行法币时与地方的博弈，都说明货币制度同时涉及市场运行和国家主权。两广毫洋体系为理解近代中国货币竞争、区域经济联系和制度规则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案例。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石红崎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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