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和源头，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能够在原创性、自主性、系统性、学理性等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优势，成为构建兼具本土性与普遍性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共识性学术创新探索的过程。
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基础与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形成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和系统化学说，而“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深厚的历史底蕴。遗憾的是，如何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和有效实践。
一般认为，“科学”（science）或“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都是近代以来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核心的学理体系。实际上，早在西方话语体系成型之前，华夏沃土已有更为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实践与经济制度，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经济思想与理论学说。更为重要的是，四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实践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积累了丰厚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理论成果，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然而，传统中国有“讳言财利”之说，不少人甚至将中国的经济学视作“舶来品”，进而否定“自主的”知识体系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要支撑庞大帝国的运转、创造出长期领先世界的经济与文明成就，如果没有可行的经济运行模式、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和原创的、自主的知识体系，显然无从实现。
因此，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我们不仅要发出中国声音，而且要提出中国学理，其依据就是基于历史事实、文献学基础和科学可行的学术史路径。诚然，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求理论性与实践性、思想性和逻辑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具有发掘、探索、创新性质，路径和方法也并非只有某一种。经济史学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之一，历代经济实践与思想理论在经济史学研究脉络中延续演进。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实践凝聚为经济之史，进而沉淀形成经济史学基础理论，这也是提炼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素宝库”。
对“要素”进行发掘、分析、提炼、总结的具体科研方法，就是进行长时段的经济学术发展史考察。若脱离学术史来进行“建构”，则可能基础不牢，影响其学术生命力、可行性和共识性。在中国经济史学中，经济学术史是新的科研领域，也是中国经济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在考察经济史学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其日益受到理论界重视，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史学的演进与走向。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理意义，在于创新和发展中国经济学术史，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学学理架构，填补乃至重写世界经济学说史。
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创新探索，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具有“源头创新”意义的根基性知识创新和体系建构，既需要长时段的学术积累，也需要具备在国际学界争取知识体系创新话语权的现实基础。这一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建设成就辉煌，奠定了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世界经济发展变化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受到挑战，也为中国经济学争取世界话语权带来了重要契机。
第二，新中国已走过70多年的发展历程，具备总结其阶段性发展特征的基本条件。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向“探索理论支撑”深入，这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经验总结与理论提炼的现实基础
第三，从近几十年来中外经济年均增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等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走上具有连续性、规律性和理论性特征的发展之路，即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中国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迈进。
第四，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在若干领域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在概念、范畴、研究范式及原创性理论等方面，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机趋于成熟。
第五，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人文渊源和“经世济民”学脉。从古代支撑庞大帝国运营发展并创造辉煌文明，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和理论探索，这些都值得深入梳理、提炼和研究。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建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学科体系创新的关键，在于突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优势，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建立创新的教材体系、评价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学术体系创新的重点，在于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自主性、系统性理论。话语体系创新的核心，在于优化知识结构，提炼具有标识性的中国概念、范畴、术语，以原创性理论和系统性学说阐释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探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着力回答“如何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这一命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同仁多年努力的方向。自20世纪末以来，以《“中国经济学”寻根》等成果为起点，学界正式开展相关探索，进行系统性递进研究。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为例，我们整合全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专业力量，通过打通“两史”的学科壁垒，发掘、梳理和分析大量一手资料，围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主题，开展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探索建立原创性、自主性、系统性、学理性的研究体系，尝试以中国经济学术发展史为基础，梳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与方法，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进行创新探索。
二、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经济史学路径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什么要从“史”着手？其经济史学路径依据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一门唯一的科学”的说法作了进一步诠释，提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即历史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具体过程的科学。这一论述指明了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资本论》作为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本质上就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理论建构，其核心方法正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乃是最重要的。”“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是对于经济史与经济学关系的经典诠释。
中国经济史学大家吴承明先生是结合经济史与经济学研究的典范，他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提出著名的“源流之说”，即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他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
需要重视的是，发展是继承基础上的延续，而非“割裂”或“跳跃”的结果。所谓“史”，并非只是“过去”，亦是不断“层累”又不断添新的“根”。换言之，“今日之事，即明日之史”。没有“史”的视域，无法透视发展脉络；不从“史”着手，就无法厘清来龙去脉。而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在厘清来龙去脉的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
在考察经济史学的同时，还应当特别关注主流经济学界的动态。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共识性学术创新探索的过程，因此不能忽视主流经济学的走向。
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历来重视经济史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授予具有深厚历史视野的经济学家。例如：保罗·萨缪尔森将大量经济史案例融入经典教材《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史融入经济学教育的范式；西蒙·库兹涅茨以长期历史统计构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奠定基础；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论证了从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研究市场经济与货币制度演化史，阐发自发秩序演化史观；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合著《美国货币史》，重构了百年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的历史解释框架；罗伯特·福格尔与道格拉斯·诺斯运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史和制度变迁；阿马蒂亚·森通过饥荒等历史案例，揭示权利分配失败是贫困与灾难的根源，将伦理与“可行能力”引入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研究；本·伯南克通过对1929—1933年大萧条历史的研究，揭示银行信贷危机是经济危机加剧的核心机制；克劳迪娅·戈尔丁研究美国两百余年女性劳动力市场演变史，揭示性别收入差距的历史根源；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合作，以全球殖民史为样本，提出“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等概念，解释长期繁荣与贫困的历史根源，开创制度经济史的实证研究范式；乔尔·莫基尔提出“有用知识”“工业启蒙”等概念，揭示技术进步与文化、制度互动的历史过程，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根源。
作为获得主流经济学界肯定的标志，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涉史研究贡献，不仅证实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源流相容”，也凸显经济学家“学史兼治”的趋向。只有深入到“史”的系统分析，才能够揭示问题本质与规律。这正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尤其需要重视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对“经济史学”概念进行学理诠释。
经济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揭示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知识体系，在学科属性上属于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对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经济史学路径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应当明确，经济史学本质上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而非具体学科名称。一般而言，经济史学主要包括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此外还应包括经济学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与经济相关的史学研究。概括而言，经济史学的两大主干就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而后者常被经济史学者忽视，或仅将其视为经济史的一个分支。实际上，经济思想史具有若干独立学科特质，尤其是其理论性特色，使之在经济史学中有着特殊价值和优势，中国经济思想史在这方面尤为典型。
其中，经济史主要研究经济现象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资源配置和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经济思想史则主要研究人类进行经济活动（包括制定经济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等）的思想、主张、学说、观念和理论。经济思想史以经济思想或学说本身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及其对现实和后世的影响。笔者近二十多年来倡导并开展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是以经济学术和理论方法的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领域，包括经济文献学、学术研究史、学科发展史、经济学教育史、经济学术团体发展史等。对中国经济学术发展演进的研究，包括经济学科的形成、学术流派的发展、学术方法的演变等，可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拓展与深化。
不过，仅从经济史学来谈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不够，需要从“学”与“史”两个维度着眼并认识其学科优势。一是，中国经济学的学科优势，构成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基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实践和现代化道路，理应对发展经济学作出巨大而独特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基于改革发展实践的理论提炼，以及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创新，为推动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也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二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学科优势，构成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积淀。经济史学不仅是经济学之“源”，具有经济学“源头创新”的学科优势，而且是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蓄水池”和“基因库”，汇聚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积淀。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自古及今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具有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跨学科特征，独具学科发展优势。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以中国经济学术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为研究对象，在探索、总结、提炼和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更具学科创新之长。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中华沃土的知识体系建构。我们不仅不能忽视各个时期具体的经济实况，还要发掘、梳理并提炼本土原创的概念、范畴，注重具有自主性的经济观念和学说理论，并将其置于经济学术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传承脉络之中，力求通过中外比较来凸显其学理特征和中国特色。
三、传统“经世济民之学”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如果不能提供具体案例，任何体系建构的“说理”都难免苍白。以下以传统“经世济民之学”为例，以经济文献学为中心进行考察，展示“经济史学”路径的探索方向。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强调原创性、自主性、系统性、学理性。中国传统经济学术形态，虽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却自有其学术系统和内在理路，可称为“经世济民之学”。“经世济民”是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基本经济理念。
“经世济民之学”的基本构成，大抵包括五个方面。其一，学术性称谓——从“实学”到“经济之学”。传统时代的相关称谓还有许多，如“财货学”、“资生学”、“理财学”、“生计学”、“经世之学”等，但从“实学”到“经济之学”的演进，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反映了经济形态变迁与思想传承的学术脉络。其二，学理性范畴——从“本末”“义利”到“食货”“经济”等。这些术语、概念、范畴，具有鲜明的原创性、自主性和系统性，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其三，文献学基础——从“食货志”到“经世文编”。得益于悠久的印刷技术和文献传统，浩如烟海的史料得以保存流传；而有关经济活动与典章制度沿革的文献记载，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体例、有规范、成体系的，系统体现了经济运行、制度演进、治理规则等的发展轨迹。其四，分析性论作——从《富国策》到《钞币论》。不同于史料记载，这类文献具有分析性、理论性和针对性，包含了政策建议或实施办法，体现了时人的经济主张、观念学说和理论思维。其五，制度性实践——从“取经济之才”到“经济特科”。此类执行层面的制度措施从选拔人才入手，使其管理经济事务，并对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造成强大冲击，成为加速其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传统经济文献的系统编纂由来已久。首先，从正史“食货志”到历朝“经世文编”，这些文献以基本固定的记述体例，系统记载历代田制、户口、赋役、漕运、钱法、盐法、杂税、市籴、会计等，形成了较为系统、流传久远的经济文献系列，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构成。
一类是正史“食货志”系列。《史记·货殖列传》是太史公为致富有术者所作之传；而《史记·平准书》则开“正史”经济记载体例之先河。到《汉书》，改“书”为“志”，始称“食货志”，为后世历代官修正史所沿袭。二十五史中，《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均有“食货志”。“食货”还用于其他文献的经济记载，后人或称为“食货之学”。
一类是以政书为主的系列。历代“会要”“会典”“实录”“十通”等专记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均有系统性经济内容的记载。其中，“会要”类如《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辑稿》等，侧重经济史实、典制演变和政令沿革。“会典”类如《唐六典》《元典章》《大明会典》等，多以“户部”为经济总纲，统辖财政、农、商、货币、仓储、漕运、盐铁等。“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等，保存诸多政令、原始奏谕、年度户口及田赋数据等。
一类是“经世文编”系列。“经世济民”文献的大量集中分类汇编，以“经世文编”最为典型。较早的有明代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乾隆时期陆燿辑成《切问斋文钞》，开清编之先河。清代“经世文编”主要有《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续编》《皇朝经世文三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世文四编》《皇朝蓄艾文编》等，凡20余种，约3000万字。不同于政书记述典制沿革，“经世文编”辑录历代奏疏、策论、条陈等时人针对现实政务、财政、水利、兵防、吏治等提出的对策与改革建议，其中不乏经济思想与学说理论。
传统“经世济民之学”学脉源远流长，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分析、学说、理论等远早于“经世文编”即大量存在。在自主知识体系中，是否包含分析性论作意义重大，反映出知识体系的构成水准与发展层次。中国传统时代，经济分析性论作从单篇奏议、时论到系统性论著，历朝历代浩如烟海。这些论作以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为主，不乏货币、价格、市场等理论分析，而且远早于西方即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性认识，以及洪亮吉等思想家对人口增长与资源承载力矛盾的深刻分析。
这些分析性论作勾勒出历代朝臣、思想家针对各种经济问题提出分析和解决的主张、学说和理论，汇聚为中国传统“经世济民之学”厚重的思想理论积淀与学术演进流脉，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依据。
综上，经济史学为原创性自主知识的范畴提炼与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要素宝库，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建构，不仅能够梳理重构学术史，也能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作出贡献。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叶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中国社科院首批长城学者，经济所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主持完成中外课题20余项，出版独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富国富民论》《大变法》《叶坦文集》《叶坦集》等，合著《文明的运势》、《宋辽夏金元文化史》、《日本の經濟思想世界》、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等20余部。发表独撰论文近200篇，《"中国经济学"寻根》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先后受聘上海财经大学等校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者”讲座教授等。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供稿：经济史学系
美编：初夏
责编：度量、雨禾、雨田
